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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天读点世界历史》之价格不菲的文化声誉:悉尼歌剧院

    价格不菲的文化声誉:悉尼歌剧院

    悉尼歌剧院的外观为三组巨大的壳片,耸立在一南北长186米、东西最宽处为97米的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基座上。第一组壳片在地段西侧,四对壳片成串排列,三对朝北,一对朝南,内部是大音乐厅。第二组在地段东侧,与第一组大致平行,形式相同而规模略小,内部是歌剧厅。第三组在它们的西南方,规模最小,由两对壳片组成,里面是餐厅。其他房间都巧妙地布置在基座内。整个建筑群的入口在南端,有宽97米的大台阶。车辆入口和停车场设在大台阶下面。

    歌剧院整个分为三个部分:歌剧厅、音乐厅和贝尼朗餐厅。歌剧厅、音乐厅及休息厅并排而立,建在巨型花岗岩石基座上,各由4块巍峨的大壳顶组成。这些“贝壳”依次排列,前三个一个盖着一个,面向海湾依抱,最后一个则背向海湾侍立,看上去很像是两组打开盖倒放着的蚌。高低不一的尖顶壳,外表用白格子釉磁铺盖,在阳光照映下,远远望去,既像竖立着的贝壳,又像两艘巨型白色帆船,飘扬在蔚蓝色的海面上,故有“船帆屋顶剧院”之称。那贝壳形尖屋顶,是由2194块每块重15.3吨的弯曲形混凝土预制件,用钢缆拉紧拼成的,外表覆盖着105万块白色或奶油色的瓷砖。

    歌剧厅较音乐厅为小,拥有1547个座位,主要用于歌剧、芭蕾舞和舞蹈表演;内部陈设新颖、华丽、考究,为了避免在演出时墙壁反光,墙壁一律用暗光的夹板镶成:地板和天花板用本地出产的黄杨木和桦木制成;弹簧椅蒙上红色光滑的皮套。采用这样的装置,演出时可以有圆润的音响效果。舞台面积440平方米,有转台和升降台。舞台配有两幅法国织造的毛料华丽幕布。一幅图案用红、黄、粉红3色构成,犹如道道霞光普照大地,叫“日幕”;另一幅用深蓝色、绿色、棕色组成,好像一弯新月隐挂云端,称“月幕”。舞台灯光有200回路,由计算机控制。还装有闭路电视,使舞台监督对台上、台下情况一目了然。

    音乐厅是悉尼歌剧院最大的厅堂,共可容纳2679名观众,通常用于举办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舞蹈、合唱、流行乐、爵士乐等多种表演。此音乐厅最特别之处,就是位于音乐厅正前方,由澳洲艺术家Ronald Sharp所设计建造的大管风琴(Grand Organ),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机械木连杆风琴(tracker action organ),由10,500个风管组成,此外,整个音乐厅建材使用均为澳洲木材,忠实呈现澳洲自有的风格。

    壳体开口处旁边另立的两块倾斜的小壳顶,形成一个大型的公共餐厅,名为贝尼朗餐厅,每天晚上接纳6000人以上。其他各种活动场所设在底层基座之上。剧院有话剧厅、电影厅、大型陈列厅和接待厅、5个排列厅、65个化妆室、图书馆、展览馆、演员食堂、咖啡馆、酒吧间等大小厅室900多间。

    悉尼歌剧院不仅是悉尼艺术文化的殿堂,更是悉尼的灵魂,是公认的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是悉尼最容易被认出的建筑,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每天络绎不绝前往参观拍照,不论清晨或黄昏,不论徒步缓行或出海遨游,悉尼歌剧院随时为游客展现不同多样的迷人风采。

    悉尼歌剧院设备完善,使用效果优良,是一座成功的音乐、戏剧演出建筑。那些濒临水面的巨大的白色壳片群,像是海上的船帆,又如一簇簇盛开的花朵,在蓝天、碧海、绿树的衬映下,婀娜多姿,轻盈皎洁。这座建筑已被视为世界的经典建筑载入史册。

    2003年4月,悉尼歌剧院设计大师乌特松先生获2003普利策建筑学奖。普力策奖是对乌特松和他的杰作的最终承认。

  • 《每天读点世界历史》之巴黎的象征符号:以人名命名的埃菲尔铁塔

    巴黎的象征符号:以人名命名的埃菲尔铁塔

    艾菲尔铁塔(法语:La Tour Eiffel)是一座于1889年建成位于法国巴黎战神广场上的镂空结构铁塔,高300米,天线高24米,总高324米。艾菲尔铁塔得名于设计它的桥梁工程师居斯塔夫·艾菲尔。铁塔设计新颖独特,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技术杰作,因而成为法国和巴黎的一个重要景点和突出标志。

    埃菲尔铁塔(又译“艾菲尔铁塔”)是法国巴黎著名铁塔,坐落在塞纳河南岸马尔斯广场的北端。1887年1月26日动工,1889年5月15日开放的,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巴黎铁塔有如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凯旋门,香舍利大街一样是巴黎的地标性建筑。

    如果说,巴黎圣母院是古代巴黎的象征,那么,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就是现代巴黎的标志。

    1889年适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法国政府决定隆重庆祝,在巴黎举行一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博览会,以展示工业技术和文化方面的成就,并建造一座象征法国革命和巴黎的纪念碑。筹委会本来希望建造一所古典式的、有雕像、碑体、园林和庙堂的纪念性群体,但在700多件应征方案里,选中了桥梁工程师居斯塔·埃菲尔的设计:一座象征机器文明、在巴黎任何角落都能望见的巨塔。

    浪漫的巴黎人给铁塔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云中牧女”。以设计人法国著名建筑工程师埃菲尔的名字命名,并在塔下为埃菲尔塑了一座半身铜像。

    直到2004年1月16日,为申办2012年夏季奥运会,法国巴黎市政府特意在艾菲尔铁塔上介绍了其为申奥所做出的准备情况,而艾菲尔铁塔更成为该国申奥的“天然广告”。

    埃菲尔铁塔塔身为钢架镂空结构,高324米,重10000吨。有海拔57米、115米和274米的三层平台可带给人心理震撼力的景象供游览,第四层平台海拔300米,设气象站。顶部架有天线,为巴黎电视中心。从地面到塔顶装有电梯和710级阶梯。

    铁塔采用交错式结构,由四条与地面成75度角的、粗大的、带有混凝土水泥台基的铁柱支撑着高耸入云的塔身,内设四部水力升降机(现为电梯)。它使用了1500多根巨型预制梁架、150万颗铆钉、12000个钢铁铸件,总重吨,由250个工人花了17个月建成,造价为740万法郎,每隔7年油漆一次,每次用漆52吨。施工完全依照设计进行,中途没有进行任何改动,可见设计之合理、计算之精确。据统计,仅铁塔的设计草图就有5300多张,其中包括1700张全图。这一庞然大物显示了资本主义初期工业生产的强大威力,与其说是建筑,不如叫做装配更为恰当。在设计、分解、生产零件、组装到修整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科学、经济而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显示出法国人异想天开式的浪漫情趣、艺术品位、创新魄力和幽默感。

    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远渡大西洋、在纽约落户的自由女神像一样,埃菲尔铁塔在不和谐中求和谐,不可能中觅可能。它对新艺术运动的意义决不能牵强附会地理解为只是从塔尖到塔基那条大曲线,或者塔身上面一些铁铸件图铁塔夜景案花边:铁塔恰如新艺术派一样,代表着当时欧洲正处于古典主义传统向现代主义过渡与转换的特定时期。

    近年来巴黎市政府对铁塔进行了大的维修。从1985年圣诞节起,铁塔改用碘钨灯照明,夜晚塔身呈现金黄色,既节省电,也更加美观。

    这个为了世界博览会而落成的金属建筑,曾经保持世界最高建筑45年,直到纽约帝国大厦的出现。据说它对地面的压强只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那么大。塔的四个面上,铭刻了72个科学家的名字,都是为了保护铁塔不被摧毁而从事研究的人们。

  • 《每天读点世界历史》之消失的奇迹:精美绝伦的巴比伦空中花园

    消失的奇迹:精美绝伦的巴比伦空中花园

    一提到巴比伦文明,令人津津乐道、浮想联翩的首先是“空中花园”。它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当然从来都不是吊于空中,这个名字的由来纯粹是因为人们把原本除有“吊”之外,还有“突出”之意的希腊文“kremastos”及拉丁文“pensilis”错误翻译所致。

    千百年来,关于“空中花园”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rezzarII,在位605BC-562BC)娶了米底的公主米梯斯为王后。公主美丽可人,深得国王的宠爱。可是时间一长,公主愁容渐生。尼布甲尼撒不知何故。公主说:“我的家乡山峦叠翠,花草丛生。而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巴比伦平原,连个小山丘都找不到,我多么渴望能再见到我们家乡的山岭和盘山小道啊!”原来公主得了思乡病。于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令工匠按照米底山区的景色,在他的宫殿里,建造了层层叠叠的阶梯型花园,上面栽满了奇花异草,并在园中开辟了幽静的山间小道,小道旁是潺潺流水。工匠们还在花园中央修建了一座城楼,矗立在空中。巧夺天工的园林景色终于博得公主的欢心。由于花园比宫墙还要高,给人感觉像是整个御花园悬挂在空中,因此被称为“空中花园”,又叫“悬苑”。当年到巴比伦城朝拜、经商或旅游的人们老远就可以看到空中城楼上的金色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所以,到公元2世纪,希腊学者在品评世界各地著名建筑和雕塑品时,把“空中花园”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从此以后,“空中花园”更是闻名遐迩。

    令人遗憾的是,“空中花园”和巴比伦文明其他的著名建筑一样,早已湮没在滚滚黄沙之中。我们要了解“空中花园”,只能通过后世的历史记载和近代的考古发掘。

    不过也有些记载,虽然提到了“空中花园”,但认为传说中的“空中花园”并不是由尼布甲尼撒二世建造的,而是一位叙利亚国王为取悦他的一个爱妃而特意修筑的。有些记载甚至认为传说中的“空中花园”实际上指的是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在其都城尼尼微修筑的皇家园林。

    直到19世纪末,德国考古学家发掘出巴比伦城的遗址。他们在发掘南宫苑时,在东北角挖掘出一个不寻常的、半地下的、近似长方形的建筑物,面积约1260平方米。这个建筑物由两排小屋组成,每个小屋平均只有6.6平方米。两排小屋由一走廊分开,对称布局,周围被高而宽厚的围墙所环绕。西边那排的一间小屋中发现了一口开了三个水槽的水井,一个是正方形的,两个是椭圆形的。根据考古学家的分析,这些小屋可能是原来的水房,那些水槽则是用来安装压水机的。因此,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花园”的遗址。当年巴比伦人用土铺垫在这些小屋坚固的拱顶上,层层加高,栽种花木。至于灌溉用水是依靠地下小屋中的压水机源源不断供应的。考古学家经过考证证明,那时的压水机使用的原理和我们现在使用的链泵基本一致。它把几个水桶系在一个链带上与放在墙上的一个轮子相连,轮子转动一周,水桶就跟着转动,完成提水和倒水的整个过程,水再通过水槽流到花园中进行灌溉。这种压水机现在仍在两河流域广泛使用。而且,考古学家也的确在遗址里发现了大量种植花木痕迹。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所发现的巴比伦楔形文字的泥版文书,还没有找到确切的文献记载。因此,考古学家的解释是否正确仍需进一步研究。总之,传说中的“空中花园”,它的真实面目依旧隐身于历史的迷雾之中。

    巴比伦空中花园最令人称奇的地方是那个供水系统,因为巴比伦雨水不多,而空中花园的遗址相信亦远离幼发拉底河,所以研究人员认为空中花园应有不少输水设备,奴隶不停地推动连紧着齿轮的把手,把地下水运到最高一层的储水池,再经人工河流返回地面。另一个难题,是在保养方面,因为一般的建筑物,要长年抵受河水的侵蚀而不塌下是不可能的,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Mesopotamianplain)没有太多石块,因此研究人员相信空中花园所用的砖块与别处不同,它们被加入了芦苇、沥青及瓦,更有文献指石块被加入了一层铅,以防止河水渗入地基。

  • 《每天读点世界历史》之法老的转世梦:孟菲斯神秘的金字塔

    法老的转世梦:孟菲斯神秘的金字塔

    孟菲斯及其墓地和金字塔,位于埃及东北部的尼罗河西岸。孟菲斯曾是古埃及的都城,已有5000年历史。金字塔距孟菲斯8公里处,是世界上古代“七大奇迹”中仅存的一处。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孟菲斯及其墓地和金字塔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萨卡拉墓地阶梯金字塔中,最著名的第三王朝第二代法老祖塞尔的层阶梯金字塔,是建筑师伊姆胡特于公元前2650年所建、为埃及历史上第一座大规模的砌石结构陵墓。最初,祖寨尔墓是按马斯塔巴设计建筑的,边使62.5米,高9.7米的一座方形平顶墓。但是,伊姆胡特为了体现法老的威严,将这座马斯塔巴的地上建筑的四周向外扩大,又加盖了5层。最终,形成了6层的马斯塔巴重叠而逐层向上缩小的阶梯式金字塔,塔高60米,矩形底基东西长121米、南北宽109米。底部结构错综复杂,有深25米、宽8米的竖井,井底是墓室,整座阶梯金字塔用采自阿斯旺的花岗岩建成。与其他同类金字塔的结构相比较,中间的竖井是其主要特点。与金字塔相配套的,还有一些附属的建筑物,包括围墙在内,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群体建筑。围墙南北长544米,东西宽277米,高度超过10米。围墙内的庭院中,有很多石雕遗迹。附属建筑物还包括圆柱大厅、南宫、北宫、露天大厅、祭祀庙等。

    孟菲斯的墓地在孟菲斯城西南萨卡拉,距开罗约27公里。这里有80多处古代法老的陵墓——金字塔,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吉萨大金字塔,共有3座,分别为古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胡夫、哈夫拉和孟考勒所建。

    吉萨大金字塔中最著名的胡夫金字塔外形庄严、雄伟、朴素、稳重,与周围高地、沙漠浑然一体,十分和谐。它的内部结构复杂多变,匠心独具,自成风格,凝聚着非凡的智慧。历经数千年的沧海桑田,不倒塌变形,显示了古代极高的科技水平与精湛的建筑艺术,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

    胡夫金字塔建筑于公元前2760年,高146.5米,底面呈正方形,每边长米。金字塔不仅外观雄伟,且角度、线条、土石压力都事先经过周密的计算。它的拐角处几乎是完美的直角,四个斜面正对东、西、南、北四方。金字塔用万块巨石建成,每块石头平均重达2·5吨,最重的一块达50吨。所用的石头均经过仔细的打磨,石头之间不用灰浆等黏结物,石块叠垒之严密,缝隙刀插不进。金字塔经历了多次大地震,依然完好无损。

    修筑金字塔所需的石料来自埃及的三个地方。金字塔内部所用的石料就近采自吉萨附近沙漠里的砂岩;外框所用的石灰石由尼罗河东岸运来;甬道和墓室所用的花岗岩来自960公里外的阿斯旺地区。每年当尼罗河泛滥的时候,巨大的平底驳船载着石块从尼罗河上游漂流下来。为了把石料从尼罗河边运到金字塔工地上,埃及人用碎石铺就了一条斜坡路。沿着这条斜坡路,工人们编成一个个小组,用杠杆、滚柱和用芦苇拧成的粗大绳索,把巨大的石块拖上为修筑金字塔而建造的工作面。一些石灰石块上标注有班组和监工的名称,至今还能依稀看出来。随着金字塔的升高,工作面也逐渐延长,以保证金字塔的尺寸正确无误。

    吉萨另外还有两座大金字塔——哈夫拉和孟考勒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比胡夫金字塔略小,但其艺术风格的庄严与工程设计的精确,则均可与胡夫金字塔相媲美。由于其建在一块较高的台地上,看上去仿佛比前者还雄伟。哈夫拉金字塔底边长215.7米,高143.6米,用石灰岩和花岗岩砌成。它所遗存的附属建筑较为完整壮观,包括以巨石建成的两座庙宇:上庙和下庙。塔畔匍匐着著名的狮身人面石雕,它是在一块出露的巨大岩石上就地雕琢而成,据传其面部是根据哈夫拉的容貌雕成。

    孟考勒建造的第三座金字塔位于南端,体积最小,但十分精致。它的基底边长1037米,高为66.5米。

    45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座大金字塔仍然矗立在吉萨的沙漠中,傲对碧空。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学者和探险家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对金字塔进行过一次又一次探索。人们对金字塔有了一些认识,但有许多课题仍是尚未解开的谜。

    直到现在,人们仍然感到不解的是,远在4500多年前,古埃及人如何把230万块平均重量在2.5吨左右的石头凿好,运到金字塔工地现场?又如何将重达16吨的石块搬到金字塔顶?在不用灰浆和水泥的情况下,如此巨大的建筑物为何能建造得这般坚固,经得住数千年的考验而不松散?这个约有40层楼房那样高的建筑物,其东南角与西北角的高度误差仅1.27厘米,古埃及人是如何将角度和斜度计算得如此准确?无怪乎有人说,以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对世界的认识,还没有能力完全解开金字塔的谜团。

  • 《每天读点世界历史》之照亮人类文明之路:高耸入云的法罗斯灯塔

    照亮人类文明之路:高耸入云的法罗斯灯塔

    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观有两个在埃及,一个是名列七大奇迹之首的吉萨金字塔,另一个就是名列第七位的亚历山大灯塔(The Lighthouse of Alexandria)。它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纯粹为人民实际生活而建,亚历山大灯塔的烛光在晚上照耀着整个亚历山大港,保护着海上的船只,另外,它亦是当时世上最高的建筑物。亚历山大灯塔的遗址在埃及亚历山大城边的法罗斯岛上。公元前330年,不可一世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了埃及,并在尼罗河三角洲西北端即地中海南岸,建立了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这是一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城市,在以后的100年间,它成了埃及的首都,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而且也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和中东地区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国际转运港。

    亚历山大灯塔(The Lighthouse of Alexandria)位于埃及亚力山大港,由托勒密一世兴建于公元前297年,因建在离亚历山大里亚1公里左右的小岛——法罗斯岛上而得名。建造法罗斯灯塔前后共花了15年时间,于公元前283年托勒密二世时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法罗斯灯塔高达135米,由底座、塔身两大部分组成。底座呈正方形,高15米,仿佛是一座矮墙。灯塔外面立有托勒密及其王后的巨大雕像。塔身分上、中、下三层,下层高60米,共有十几小层,随着上升逐渐收缩。下层底部是边长为30米的正方形,周围有很多房间。中、下层相衔接的平台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尊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口吹海螺号角的青铜雕像,以测风向。灯塔正门上方留有希腊设计师的题词。中层稍细,呈现八角形,高约30米。上层最细,为圆柱形,高15米。塔身之上是一座由8根花岗岩石柱支撑着8米高的穹隆状圆形塔顶,这就是领航室,又叫灯火楼。楼内设一个巨大的火盆,并装有一面磨光了的巨大花岗石制成的反光镜。每当夜幕降临,火盆内燃起大火,照亮海面,起到领航作用。这座无与伦比的灯塔,夜夜灯火通明,兢兢业业地为入港船只导航,它给舵手带来了一种安全感。灯室圆柱顶上还高高矗立着一尊7米高的海神波塞冬的青铜立像。

    公元前280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月黑风高,一艘埃及的皇家喜船,在驶入亚历山大港时,触礁沉没了,船上的皇亲国戚及从欧洲娶来的新娘,全部葬身鱼腹。这一悲剧,震惊了埃及朝野上下。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下令在最大港口的入口处,修建导航灯塔。经过40年的努力,一座雄伟壮观的灯塔竖立在法罗斯岛的东端。它立于距岛岸7米处的石礁上,人们将它称为“亚历山大法罗斯灯塔”。

    当亚历山大灯塔建成后,它以400英尺的高度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他的设计者是希腊的建筑师索斯查图斯。1500年来,亚历山大灯塔一直在暗夜中为水手们指引进港的路线。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在他的笔记中这样记载着:“灯塔是建筑在三层台阶之上,在它的顶端,白天用一面镜子反射日光,晚上用火光引导船只。”

    公元14世纪,亚历山大城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地震,摇晃的大地以巨大的力量摧毁了这座古代世界的建筑奇迹。这座亚历山大城的忠诚卫士,这顶亚历山大城的王冠就这样消失了。又过了一个世纪,埃及国王玛姆路克苏丹为了抵抗外来侵略,保卫埃及及其海岸线,下令在灯塔原址上修建了一座城堡,并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埃及独立之后,城堡改成了航海博物馆(Museum)。1996年11月,一组潜水员在地中海深处发现了据说是亚历山大灯塔的遗留物。

  • 《每天读点世界历史》之探讨化学反应的本质:原子与分子学说的诞生

    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近代化学之父。

    约翰·道尔顿1803年继承古希腊朴素原子论和牛顿微粒说,提出原子学说,其要点:

    1.化学元素由不可分的微粒—原子构成,它在一切化学变化中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

    2.同种元素的原子性质和质量都相同,不同元素原子的性质和质量各不相同,原子质量是元素的基本特征之一。

    3.不同元素化合时,原子以简单整数比结合。如果一种元素的质量固定时,那么另一元素在各种化合物中的质量一定成简单整数比。

    1811年意大利科学家阿佛加德罗提出了分子的概念,并阐明了分子与原子概念的区别和联系。至此,物质的分子—原子结构学说确立了,化学才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阿佛加德罗所提出的分子假说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被承认。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当时绝大多数化学家是没有预见到的。

    在1860年以前的近半个世纪里,由于不承认分子是单质或化合物在游离状态下独立存在的最小质点,不承认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这一假说,世界各国化学家们对原子和分子的认识就很混乱。当时化学家们所倚重的测定原子量的工作也遇到了麻烦,常被当作测定元素原子量的相对标准的氧或氢,由于不承认它们是双原子分子,那么采用例如蒸汽密度法等物理方法来测定原子量,数值就难免产生成倍的偏差。原子量不能准确地测定,分子组成自然就无法测定了。每个化学家各有各的一套元素符号和化学式的写法,以至于在著名化学家凯库勒编写的教科中,醋酸的化学式竟达19个之多。这种混乱的情况使许多著名的化学家甚至怀疑原子量是否能测定,原子量究竟是否存在。这实际上是对原子论提出怀疑。如此混乱的化学怎么能继续向前发展。

    为了结束这一混乱局面,统一大家对元素符号、原子量、化合价、化学式的认识,凯库勒等人发起召开一次国际化学家大会。会议于1860年9月3日至日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举行,主要来自欧洲各国的140名化学家出席了会议。会议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只好不了了之,但在会议就要结束时,会下散发了一本名叫《化学哲学教程提要》的小册子,就是这本小册子使问题豁然明朗,很快统一了大家混乱不堪的认识。化学家们终于明白承认阿佛加德罗的分子假说是扭转这一混乱局面的唯一钥匙。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就是意大利化学家康尼查罗。

  • 世界历史17大谜 梅耶林惨案

    我们遇到的总是上帝为我们准备好的事情……不管我做什么,我必将如我命中注定的那样死去,我知道我正在走向一个吓人的目标,是命运为我规定了这个目标。

    ——伊丽莎白

    在1889年的维也纳,弗朗茨·克劳斯男爵作为警察首脑,既受人尊敬,又令人畏惧。他已入中年,蓄着胡子。

    这一年1月28日星期一,一名少妇推开男爵办公室的门走进来,男爵接待她的礼数周到,恰如其分。来者拉利什伯爵夫人,闺名瓦勒里男爵小姐,本系巴伐利亚的路易公爵,即奥地利当今皇后伊丽莎白的亲弟弟的女儿。虽说爱搬弄是非的人免不了到处散播说伯爵夫人的生母出身寒微,婚约上规定她无权享受巴伐利亚公爵夫人应得的尊荣,警察局长克劳斯男爵对皇帝陛下的内侄女将要提供的机密理应恭听。

    他等着对方开口。这位身材苗条、气度高雅的漂亮金发少妇却在犹豫。最后她下定决心,才用尴尬的口气开始她的叙述,克劳斯则以他那笔工整的小字用心记录:“今天上午10点,她雇出租马车去接维茨拉男爵小姐。后者现年17岁,住在萨勒西亚奈加斯11号她母亲家里。随后她俩一起到科尔市场的洛台克商行去结清一笔账。伯爵夫人在商行门口的廊檐前下车,男爵小姐留在车上。过不久,伯爵夫人派一名店伙去对男爵小姐说,请她先到小装饰品铺子里去,待会儿再在那里碰头,这才发现男爵小姐已不在车上。车夫说她登上另一辆出租马车走了。伯爵夫人获悉此事,马上出来,在车上找到男爵小姐留下的一张便条,其中说到她有意自尽……”

    此时此刻,正当拉利什伯爵夫人在克劳斯男爵面前提到玛丽·维茨拉的名字时,梅耶林别墅的悲剧刚刚开场。

    1858年8月21日,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妻子伊丽莎白皇后——人称茜茜公主——生下一个男孩。为了纪念12世纪创立哈布斯堡王朝的那位王子,这个孩子取名鲁道尔夫。

    迷人的伊丽莎白性格复杂。她聪明、善感、有艺术才能,但同时她的神经质近乎病态。她系出维台尔巴赫家族,与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同宗,维台尔巴赫家族的人常患遗传性精神病。如果说伊丽莎白的理智始终清醒,她却患有一种明显的精神衰弱症。

    似乎她老想躲避自己。她周游欧洲列国,忙忙碌碌,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她的骑术高超,经常策马狂奔,借以消耗体力。她爱读浪漫派诗人的作品并发表评论,在浪漫派诗句中寻找与自身的焦虑相呼应的内容。她自己也写作,但是她写下的文字流露出极其绝望的心情:“如果人死后至少有把握不再转世复活,这倒不坏!……我们遇到的总是上帝为我们准备好的事情……不管我做什么,我必将如我命中注定的那样死去……我知道我正在走向一个吓人的目标,是命运为我规定了这个目标!”

    维台尔巴赫家族的遗传病史老使她提心吊胆。她的堂兄巴伐利亚的奥东是马克西米伦国王的次子,其健康尤其令人担心,继路易二世之后,他的神经似乎也不太正常。伊丽莎白的言谈举止经常流露她的恐惧心理。

    只有子女们能带给她安慰。她对自己的儿子鲁道尔夫越来越偏爱。现在他已长成翩翩公子,才思敏捷,对生活充满兴致和好奇心,他好学不倦,以惊人的速度学会各种语言,教师们对他赞不绝口。任何学科都使他入迷:历史、地理、动物学、生物学、民族学。

    伊丽莎白在一旁观察这个有朝一日将统治奥匈帝国的儿子。她试图了解他的性格,认为他坚毅、热情、快乐。但是鲁道尔夫另一些禀赋却使她担忧:她发现他“蔑视传统,憎恨奴役,在政治和宗教领域持极其大胆的见解”。其实鲁道尔夫在这些方面很像他母亲。

    1878年,鲁道尔夫满20岁时,他父亲任命他为驻防布拉格的步兵第二十六团上校团长。对奥地利来说,这可不是一个闲差使,鲁道尔夫决心承担他的职位的全部责任。这一态度很快为他赢得同僚们的器重和友爱。

    鲁道尔夫在这遥远的防地得以观察哈布斯堡王朝的庞大帝国。奥匈帝国无非是由众多不同民族凑成的大拼盘,一切都使他们离心离德。试问在德国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诚然所有这些民族都服从皇帝的权威,但是这一局面又能维持多久呢?为了维持各民族融合的假象,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办法:君主专制。但是匈牙利已经起来反抗中央政权了。其他民族都认为自己遭受压迫,难道他们不会追随这一危险的榜样?这个严重的问题使鲁道尔夫寝食不安。

    在布拉格,为了在帝国的3个主要民族之间保持平衡,他强迫自己学习捷克语和匈牙利语。这两门语言虽说难学,但他很快就能讲得很流利。

    我们切莫认为他是一位专心做学问的王子、戴王冠的哲学家、奉行禁欲的理论家。鲁道尔夫似乎决心向生活索取它能提供的一切欢乐,他的风流艳闻层出不穷,越闹越凶,传到维也纳后有时会更夸张,讲究规矩的弗朗茨皇帝直皱眉头。皇帝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快让皇储成亲。1880年3月6日,欧洲获悉奥匈帝国皇太子鲁道尔夫亲王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和玛丽·昂里埃特王后的女儿斯苔芬妮公主订婚。玛丽·昂里埃特本是奥地利公主。未婚妻斯泰芬妮不满15岁,必须等她成年才能完婚。婚礼于是到1881年5月10日才举行。

    对于鲁道尔夫,这门亲事不啻一项苦役,是他作为皇子应尽的义务的一部分。可怜的斯苔芬妮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实体,其功能在于保证皇室的延续。两个王室之间缔结的这门婚事办得有点凄清。婚礼当晚,斯苔芬妮公主与丈夫一起前往拉克森堡。她写道:“我疲惫不堪,冻得浑身发僵,靠在马车垫子上。暮色苍茫中,我与一个刚认识的男子单独相处,不由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这段时间似乎长得没有头。马车穿越辽阔的田野,在凄凉、丑陋的郊区一条僻静的公路上行驶。我们相对无言,形同陌路。我期待他说一句温柔或可亲的话,这会使我从忧郁中解脱出来,但他一言不发。我的疲劳、恐惧和孤独感很快变成一种沉重的绝望。滚烫的泪珠夺眶而出……我本希望在拉克森堡找到布置得漂漂亮亮、令人快乐的房间。当我们走进大门,一股寒冷的潮气扑面而来,几乎不容我们呼吸。房间里灯光暗淡,没有一棵绿色植物,一盆花为我们的到来增添些许欢快的气氛。什么都没有为我们准备,没有柔软的地毯,没有梳妆台,没有浴室,只有搁在三脚架上的一个脸盆。没有任何能提供最微小的舒适和方便的设施,没有任何赏心悦目的东西……这一夜,我差点没有死于绝望;要求我做出的牺牲似乎超过我的能力,我不断祷告,祈求主会赐给我恩宠以便忍受这一切……第二天中午我丈夫才来看我……”

    这个婚姻开头固然惨淡,后来也未见改善。对于鲁道尔夫,会见这个强加给他的妻子是讨厌的义务,难以忍受的苦役,他对可怜的斯苔芬妮不是冷淡就是轻蔑。新娘一开始还怯生生地企图克服丈夫对她这种莫名其妙的厌恶,但毫无效果。她的自尊心受到挫伤,从此放弃任何努力。

    至于他,又和结婚前一样寻花问柳。

    皇位继承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政治。只有政治能引起他些许热情,使他激动。他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见解。他本能地同情自由派,如果说他原先采取的立场纯粹出于感情上的原因,现在他能用理性解释这些立场。

    他不但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甚至公开宣扬。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国会里,他在左翼议员中选择自己的朋友。破天荒第一次,自由派的记者、律师、教授成为大公爵(1)的座上客。

    弗朗茨皇帝深感不安。鲁道尔夫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难道这些人适合与皇储来往吗?年轻的皇子因此受到严厉的责备和毫不客气的警告。

    伊丽莎白倒是愿意听取儿子对她讲述自己的计划和梦想。她对鲁道尔夫特别宽容,但是她未必相信衰老的帝国能逃脱它不可抗拒的命运。她本人曾表达过如下看法:

    “奥地利注定要毁于灾难,人力无法挽回。必须俯首忍受,哈布斯堡王朝显然被一种宿命力量牢牢掌握。”

    1883年秋天,鲁道尔夫和斯苔芬妮在布拉格定居两年多之后,回到维也纳,住在霍夫堡宫。斯苔芬妮刚生下一个女儿,鲁道尔夫已被提升为驻维也纳的步兵二十五师师长。

    霍夫堡宫同样令斯苔芬妮大为反感:“宫里没有洗澡间、抽水马桶和自来水管道,我用一个橡皮盆盥洗;放在一个架子上的两桶水权充淋浴设备。脏水当着大家的面通过走廊运出去……照明极差。煤油灯点不了几个钟头就熄灭,气味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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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四 哈布斯堡王子鲁道尔夫(1858—1889)

    鲁道尔夫不计较居住环境。他对这个位于维也纳的住所期待甚多。很久以来,他一直认为当他住在父亲身边的时候,父亲就会征求他的意见。不久以前他给他以前的一名教师写信说:“皇上有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误入歧途,过几年后,当我取得一些经验、拥有一些权力之后,我将引导皇上返回正途……”

    现实使他的幻想破灭。弗朗茨思想狭隘、墨守成规,尤其舍不得放弃自己的权力。他不让儿子享有任何特权,不给他任何负责的机会,使他的作用仅限于代表皇室参加一些仪式。

    鲁道尔夫努力克制自己的不耐烦情绪。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取得父亲的信任。他要求自己先在政治上做好准备。他与他的堂兄约翰·萨尔瓦多大公爵结成密友,后者以他的激进思想和彻底的虚无主义使宫廷惊骇不已。他也和一个犹太记者莫里斯·柴普斯交上朋友,佩服此人的才气。有一天他给莫里斯·柴普斯写了这封令人惊讶的信,完全披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希望你,也希望我们大家将若干年如一日以不折不挠的毅力,战斗在为真理、文明、人道、进步而斗争的人们的最前列。共同的思想把你和我结合在一起。我们追求相同的目的。如果说当前的时势不利,如果说今天反动精神、宗教狂热、腐败的风俗和复古措施占据统治地位,我们相信未来将是美好的,我们为之服务的原则将取得胜利,因为进步是人性不可避免的法则。”

    鲁道尔夫常做读书笔记,有的笔记同样令人吃惊。如他写道:“君主政体已形存实亡,它在人民眼中威信扫地,人民对它只有冷漠或者轻蔑……当然它曾经建立功勋。过去人民都是驯顺的羊群,所以万事大吉。且不说事实上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今天人已经解放了,他不能容忍别人统治他,他要求自己管理自己。人终于变成‘一个人’了,所以当今各君主国家无不衰落。这一伟大的解放应该归功于路德的宗教改革,尤其归功于法国大革命……新的人类诞生于1789年。”

    另有一句话,出自这位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的笔下实在出人意料:“断头台周围堆积的成千上万具尸体催生了新的原则和新的理想,欧洲各国人民从而得到新生”。

    对于天主教,鲁道尔夫也视作大敌。在他心目中天主教和反动是同义词。他厌恶普鲁士,认为这个国家代表他深恶痛绝的军事专制政体。相反他喜欢、钦佩法国,虽说1870年的失败使法国沦为二等国家。他在给莫里斯·柴普斯的信里写道:“我们大家都对法国,一切自由思想和自由制度的故乡负有巨大的债务。每当生活中出现一个伟大的思想,我们应该把眼睛转向法国……比起法国,德国又算什么呢?纯粹一个军人国家,专制政体和普鲁士大兵的练兵场……”

    那么什么是奥地利的未来呢?鲁道尔夫乐意看到它变成美国式的联邦。

    如果弗朗茨愿意如他儿子热切期望的那样和他交换见解,如果他不再迫使皇储碌碌无为,让他在政治上起到作用,他本可施展抱负。但是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皇帝仅限于召见他的儿子,表示他禁止这些记者、律师、犹太人出入霍夫堡宫,因为这种人不宜与皇位继承人来往。

    岁月流逝,鲁道尔夫当年的热情什么也没有剩下。弗朗茨用他的韧性慢慢扼杀了年轻人的梦想。鲁道尔夫与熟人相处时不再议论政治,他已心灰意懒。他曾渴望担当重任,看来永远没有机会了。

    于是他在酗酒,甚至在吗啡中寻求遗忘,但是他的烦恼依旧如故。一开始他只不过拈花惹草,后来他索性过起放荡生活来了。这种生活不能带来什么快乐,但是人们一旦滑进去,很快就会陷到底。他变着法子作乐,强迫斯苔芬妮陪他到他喜欢的下流场所去。她同意了,但只此一遭,发誓下不为例。“看到皇储毫不在乎地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不能不表示惊讶。当我们一起光顾维也纳市内和城外各家音乐咖啡馆和其他暧昧场所时,我的惊愕有增无减。那些地方空气浑浊,大蒜、劣质猪油、酒和烟草的气味扑鼻,令人难以呼吸。我们面对油腻、不带任何装饰的家具,在桌子边上坐下来,一直呆到天亮;几名打牌、吹口哨、唱曲的出租马车夫与我们作伴。人们主要是跳舞。几名妓女跳到桌子上,翻来覆去唱一些庸俗的感伤歌曲,一支不高明的乐队为她们伴奏。我本想玩一下,但是这类下流酒馆太叫我反感;那里格调太低,而且令人厌烦。我不理解皇储能在那里得到什么乐趣。”

    1886年2月,伊丽莎白皇后住在米拉玛尔,准备作一次海上旅行。突然她被召回维也纳:鲁道尔夫病重。原来是他从一个情妇——一名妓女——那里染上花柳病,危及性命。经过大剂量的药物,他恢复了健康,但是从此以后外表上显得十分疲惫,“皮肤发干,脸色苍白,双手颤抖,目光焦躁不安,莫名其妙地时而消沉、时而发怒,时而兴奋起来说话滔滔不绝、时而陷入痴呆麻木”。

    病愈以后,他似乎更加沉溺于低级的享乐,真所谓积重难返。最近在维也纳克劳斯男爵的档案里发现警察局的眼线弗洛里安·梅斯奈尔的报告,其中有关于鲁道尔夫在花街柳巷活动的具体细节。他不再是传说中迷人的王子,整个是个病人。我们不便转述梅斯奈尔报告中列举的某些事实,只要说明,大公爵自觉精力不济,每次幽会前都需用药物“提神”。

    梅斯奈尔在鲁道尔夫的许多情妇身边进行调查。他从漂亮的舞女米齐·卡斯帕尔那里获得重要情报:“殿下老挂着一个藏有毒药的颈饰……从1888年夏天起殿下老讲到自杀。”他曾建议米齐和他一起在骠骑兵的圣殿里自杀。这里指的是一家位于摩德林的酒馆,常有维也纳人光顾。米齐置之一笑。

    1888年一整年中,鲁道尔夫的朋友们确实为他担心,因为他经常讲到死亡。他自称毫无恐惧地等待死去,甚至希望死去。他赞扬自杀,认真地表示他佩服自杀者的勇气,肯定他们敢于把自己对生活的厌恶转化为行动,敢于“抛弃自己的灵魂”。

    眼看丈夫头脑里这个病态的想法越来越发展,斯苔芬妮被吓坏了。她见到鲁道尔夫往往彻夜不眠,在霍夫堡宫的各套房间里转悠,神色紧张,口袋里揣着手枪。有好几次她听到他瞪着眼睛反复说,他要杀死她,然后在她身边自杀。

    1888年10月,斯苔芬妮再也不能不把丈夫的病情告诉公公了,她认为情况严重。弗朗茨回答说:

    “是你的想象力在捕风捉影……鲁道尔夫身体很好……我同意你说的他有点累。他的精力消耗过多,他总是出门旅行……他应该经常待在你身边……不,你不必担心。”

    皇帝吻一下斯苔芬妮,就把她打发走了,这位少妇日后说,她当时已不再怀疑:鲁道尔夫“悲惨的命运从此注定,他死前将历尽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煎熬”。

    忽然间,鲁道尔夫的朋友们纳闷,大公爵的生活里遇上什么事情了?他显得不那么紧张、消沉了。他的唇间又浮现出曾使他的弟妹,科堡的路易莎着迷的微笑:“鲁道尔夫的微笑带有斯芬克斯的神秘,与他母亲的微笑相似。此外,他讲话富有感染力,好像在披露心曲,把自己神秘的个性毫无保留地交给对方。他为自己奇特、有魅力的性格感到骄傲。”同一位科堡的路易莎也观察到鲁道尔夫有“抚爱的目光”,这道目光“可以突然射出仇恨,而仇恨转瞬又变成温柔。这双眼睛显示一个多姿多彩的、高雅的灵魂”。

    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原来鲁道尔夫又一次堕入情网。他遇见一位少女,玛丽·维茨拉,确信自己爱上她了。

    玛丽·维茨拉这个名字今天仍充满传奇色彩。达尼埃尔·达里欧和多米尼克·勃郎沙在舞台上扮演这个角色异常成功,以至今天初登台的年轻女演员莫不以扮演同一个角色为荣。不过我们且看现实生活中的玛丽·维茨拉。她年方十七,姿容动人,属于那种相当典型的东方美人类型。她的身材娇小玲珑,但是臀部曲线丰满,一头天然卷曲的褐色长发带有浅黄褐色的反光;目光极美,顾盼生辉,蓝绿色的眼珠上覆盖着浓密的黑色睫毛。她的肤色苍白,激动时两颊微呈粉红色。坚实的双唇不施当时流行的唇膏,天生嫣红。

    维茨拉家族出身希腊的小贵族。玛丽的母亲维茨拉男爵夫人已入中年,开始发胖,她当外交官的丈夫已经去世,娘家是靠经商致富的。不过她眼看剩下的家产越来越少,不由犯愁。

    虽然她有贵族头衔,却未被引荐进宫。哈布斯堡皇室可以向外交官的遗孀敞开大门,但不能接见商人的女儿。维茨拉夫人聊以自慰的是她把自己的寓所布置得十分优雅悦人,维也纳的贵族之间争夺她的请帖。

    她有两个女儿:长女汉娜谈不上什么姿色,相反玛丽就与众不同。

    玛丽的性格混合两种成分:这位十七岁的少女富于幻想,同时又很有头脑。前一年她似乎有过一段情史,结局对她不利。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常把她的名字和勃拉岗斯亲王的名字联在一起。男爵夫人对此尽可能不予过问,因为勃拉岗斯是一个好求婚对象。也有人说列支敦士登的亨利亲王对玛丽有意思。

    然而有一天,这位少女从远处看到鲁道尔夫大公爵。她觉得他那么美,那么名声显赫,顿时芳心难以自持。于是她给他写了一封信。由于她的朋友,也是鲁道尔夫的表妹拉利什伯爵夫人帮忙,不久他们就有机会见面了。

    1888年11月,玛丽首次到霍夫堡宫作客。当天晚上,少女给她从前的教师,现在的朋友埃尔米妮写信:“今天你将收到一封充满快乐的信,因为我到他那里去了。玛丽亚·拉利什先来找我,我们一起去照相——当然是为了他。然后我们来到大饭店后面,勃拉特非希(大公爵的车夫)早就等在那里了。他飞快地把我们带到霍夫堡宫。一名仆人在一扇侧门口迎接我们,引导我们穿过几座幽暗的楼梯……”

    “正当他为我们打开一道门的时候,一头黑色的鸟,大概是乌鸦,飞到我头顶上打转。然后我们听到一个声音:‘请走过来,夫人们,我在这里。’我们走进去,我被介绍给他,我们之间的交谈很活跃。然后他把玛丽亚带到另一个房间去谈话。等他们的工夫,我打量他办公桌上的陈设,其中有一具骷髅。我把骷髅拿在手里,仔细审视。突然他回来了,把我抱在怀里。我对他说我不怕时,他笑了。他亲自领我们穿过一个黑暗的大厅直到一座楼梯口上,然后他对玛丽亚说:‘我请你过不久再带她来。’”

    这封信的结尾部分如果出自另一个人笔下,会让人感到过于天真,自作多情:“你得向我起誓不向任何人透露这封信的内容,对汉娜和妈妈也不能说,因为她们中如有一人知道这件事,我除了自杀没有别的出路。”

    玛丽博得大公爵的欢心。他被她的青春美貌打动,愿意再次见到她。玛丽利用拉利什伯爵夫人的马车去见鲁道尔夫。伯爵夫人在大饭店租下的套房经常借给这一对年轻人使用。皇后的侄女居然扮演这种角色。

    次年1月中,玛丽的女友收到一封信:“亲爱的埃尔米妮,今天我要对你坦白的事一定会使你生气。昨天7点到9点我在他那里,我俩都冲昏了头脑,现在我们在肉体和灵魂上都结合了!”

    几天以后,玛丽送给鲁道尔夫一个金制的烟盒。盒盖上刻着一行字:“1月13日,天意玉成。”

    鲁道尔夫的朋友们以为这不过是一段露水姻缘。大公爵以往的艳遇确实都长不了,这次却不同,他越来越眷恋这个天真地、全心全意地,像爱一名大学生那样爱着他的女孩子。

    他拿她和郁郁寡欢的斯苔芬妮相比,却忘了正因为他对她冷淡,斯苔芬妮才郁郁寡欢。他对玛丽的爱情逐渐发展成不顾一切的激情,两人在一起度过似痴如醉的时刻。大公爵甚至向玛丽许诺,他将请求梵蒂冈解除他的婚姻,这样他就可以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她……当晚玛丽在日记中写道:“我刚度过一生最美好的日子。”

    两天后,鲁道尔夫送给玛丽一枚铁戒指。镶在戒指上的碎钻石组成一组字母,意为“此情至死不渝”。

    但是,这里同样需要用事实来取代传说。如果说鲁道尔夫真心爱着玛丽,他并不因此放弃他多年形成的习惯。上文引用过的警察局眼线梅斯奈尔给克劳斯男爵的报告透露,鲁道尔夫在与玛丽山盟海誓期间,同时保留好几个情妇。1888年底,人们传说阿格拉亚·奥威尔斯贝格公主与鲁道尔夫有段佳话。维也纳人甚至拿这件事寻开心。在郊游或打猎时他们做回声游戏,有人喊:

    “鲁道尔夫爱不爱阿格拉亚?”

    回声回答:

    “亚(是的)!”

    “他爱不爱维茨拉?”

    “拉(维也纳方言,意为“也”)!”

    “他爱不爱斯苔芬妮?”

    回声回答:

    “妮(绝不)!”

    鲁道尔夫同时与舞女米齐·卡斯帕尔保持关系,为她买了一套家具。调查表明,这套家具的钱还没有付清……梅斯奈尔在报告中还说:“最近殿下与在阿巴齐亚开旅馆的库兰达的老婆试图说服‘母狼’(一个以出租幽会房间为业的女人)为他们提供方便。‘母狼’拒绝了。”他又说,“殿下可能与卡尔剧脘的合唱队员格拉赛有染,送给她一枚价值两千弗洛林的钻戒。”

    人们若把鲁道尔夫和玛丽看做小说中的情侣,特里斯丹和伊瑟(2)的故事在现代维也纳的再版,那么这些事情又该怎样解释呢?其实鲁道尔夫与别的女人绸缪无损于他对玛丽的爱情的真挚。他属于这一种男子类型,对他们来说与萍水相逢的女子寻欢一时与他们对自己的妻子或情妇的真诚眷恋不相排斥。

    1月27日星期天,鲁道尔夫出于挑战心理,竟然陪玛丽和她母亲去参加德国大使惹斯亲王举办的舞会,斯苔芬妮也应邀出席。整个晚上,“维茨拉小姐”的目光没有离开过鲁道尔夫。后者的一位朋友霍约斯伯爵后来评论说:“当时她好比全身着了火。”

    斯苔芬妮大公爵夫人穿过大厅,礼仪要求在场的妇女都在她面前俯身低头,唯独玛丽仍旧昂着头。这一举动实属大不敬,维茨拉男爵夫人吓得脸色都变了,一把揪住女儿的胳膊,强迫她低头。

    鲁道尔夫冷眼观察这一场面,他必定懂得,在斯苔芬妮眼里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这一几乎是精心策划的冒犯行为只会产生最坏的后果。但是不管对方会做出什么决定,总不会比纠缠鲁道尔夫本人的那个想法更糟吧。用一句话来说,他已横下心去死了。

    舞会结束后,维茨拉男爵夫人和女儿回家。鲁道尔夫又到哪里去摆脱自己的烦恼呢?一刻钟后,他推开漂亮的米齐·卡斯帕尔的房门。这位舞女一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那天晚上他对她说了些什么,她又说了什么话?警察局的眼线梅斯奈尔确实是个人才,他提供的报告和平时一样十分精确:“1889年1月28日,殿下在米齐家里呆到凌晨3点,他喝了许多香槟酒,给了门房两个弗洛林的小费。临别时,他在米齐的前额上画了一个十字,这可不是他的习惯。他从那里出发去梅耶林。”报告后面说:“1889年1月29日,当他跟她说他将用一颗子弹在梅耶林结束自己的生命时,米齐并不相信。”

    克劳斯的有关文件1955年在维也纳公开发表,我们从中看到警察首脑在拉利什伯爵夫人走后深感不安。伯爵夫人在出租马车里找到的便条说得很清楚:“我活不下去了。今天我赢得一些时间。在你找到我之前,我已经在多瑙河里了。玛丽。”

    这不过是一个没头脑的少女的一时戏言,还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行动?不容置疑的是1889年1月28日星期一上午10点到10点半之间,“维茨拉小姐”与皇后的侄女不告而别。

    拉利什伯爵夫人踏进克劳斯的办公室时,后者刚接到一名眼线发来的电报:鲁道尔夫于11点50分离开维也纳,他的马车全速向索恩勃伦方向驶去。

    梅耶林位于通往索恩勃伦的路上。

    1月28日上午鲁道尔夫是否见过他父亲?有些作者认为父子俩上午10点见过面。克劳斯男爵的文件表明,大公爵离开维也纳的时间为11点50分,与上述说法不矛盾。

    另一些作者认为这次会面的时间为27日。现在我们通过梅斯奈尔掌握了鲁道尔夫在27号到28号夜间的活动以及他对米齐说的话——“我将用一颗子弹在梅耶林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接受这一种说法。因此是在27日,惹斯亲王的舞会之前,弗朗茨皇帝召见他的儿子。他暴跳如雷,使劲挥动手里捏着的一封信。原来是鲁道尔夫向梵蒂冈请求解除婚姻后,教皇雷翁十三世不给他答复,却把此事告知弗朗茨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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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五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1830—1916)

    一开始皇帝就粗暴地命令鲁道尔夫立即与玛丽·维茨拉断绝关系。他补充说:

    “否则我剥夺你的继承权!”

    欧琴妮皇后(3)根据伊丽莎白告诉她的贴心话记述如下:“皇帝怒不可遏,大公爵吓坏了,不得不同意与情妇分手,他请求父亲允许他与她见上最后一面,以示诀别。”弗朗茨此时已安静下来,他起初有点犹豫,最后还是同意了。

    “那就明天吧!从此以后,你不能再和她见面。别忘了你以贵族的身份向我作出的保证!”

    事情就此定局。弗朗茨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轻而易举就得到鲁道尔夫的承诺。如果皇帝见到他儿子向大饭店走去,他可能会发抖的。玛丽·维茨拉正在拉利什伯爵夫人的套房里等待鲁道尔夫。

    他俩说了些什么?交换了什么盟誓?悲剧机器的第一组齿轮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啮合的。

    这以后,玛丽在德国大使馆的舞会上与鲁道尔夫汇合。现在不必处处留心了,因为他们已经约定第二天在梅耶林碰头。

    鲁道尔夫喜欢梅耶林。他爱打猎,常在这块皇家领地上与密友们会面。那天他与科堡的菲利浦亲王和霍约斯伯爵有约。

    梅耶林是一座乡村风格的城堡,没有什么特色,位于距维也纳40公里,通往巴登的大路上。到那里去有两种走法:或者坐40分钟火车直到巴登,然后从巴登雇一辆马车,一小时内可抵达,或者走通往萨台尔巴赫、巴登和摩德林的大路,普通马车需4小时,套上快马则需3小时。

    城堡只有两层,周围是马棚、车库、狗厩和仆人住的下房。正面有一个冷冷清清的花园,时值一月,灰色的天空衬出光秃的树枝。

    矮树林中响起几下枪声。霍约斯伯爵和科堡亲王大清早就在打猎,鲁道尔夫应该来和他们汇合,却一直没有露面。

    傍晚他们返回城堡时,发现大公爵已在那里。后者解释说,他偶感不适,所以不能践约与他们一起打猎。他知道科堡亲王今晚应回维也纳,便请亲王代为在皇帝跟前致歉,因为他不能出席隆重的皇族晚餐仪式。

    科堡表示同意。他辞别主人,与霍约斯约定第二天一早再来打猎,便返回维也纳。

    70年后,我们在克劳斯男爵的档案里找到这份记录:“首相塔夫伯爵说,皇族晚餐如期举行,皇储迟迟不到。一名仆人想撤掉皇储的刀叉,但是皇上不同意,他说皇储会来的。全体皇子到齐时,科堡亲王赶到,声称皇储在去梅耶林的路上着了凉,不能出席晚餐,请大家原谅。”

    生性严厉、沉默寡言的霍约斯伯爵一个人在梅耶林宽敞的饭厅里用餐,他面前的大壁炉里烧着大块的木柴。他不知道此时鲁道尔夫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与玛丽·维茨拉作伴。

    第二天,科堡亲王如约与霍约斯汇合,一起行猎。大公爵与前一天一样不参加他们的活动,请他们原谅。晚餐桌上只有亲王与伯爵面对面用餐。

    关于鲁道尔夫与玛丽单独相处的这两天,各家作者写过不少文章。事实上,人们什么也不知道。人们只能想象这两个人的激昂兴奋,他们孤独无助、悲壮地面对鲁道尔夫作出的承诺。在命运的天平上,一端是大公爵以名誉及贵族身份保证与情妇分手,另一端是镶嵌在玛丽须臾不离身的戒指上的铭文:“此情至死不渝。”

    这期间,玛丽家的人——她母亲和她的舅舅们——心急如焚。克劳斯男爵1月28日星期一晚上回家时,发现玛丽亚·拉利什和玛丽·维茨拉的一位舅舅,亚历山大·巴尔塔齐,在客厅里等他。那位舅舅的态度特别强硬:他说他确信外甥女和大公爵一起逃到梅耶林去了,要求警察局予以证实。克劳斯回答说梅耶林城堡是皇室领地,警方无权进入。

    第二天星期二,维茨拉男爵夫人本人前来恳求克劳斯找到她的孩子。她的神经已濒于崩溃,屡次说她要求觐见皇上。克劳斯男爵出于职业的习惯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已隐约感到不安。

    他认为有责任把事情通报塔夫伯爵。首相安慰他说:“您不必为这个维茨拉小妞担心!”

    但是同一天下午五点,塔夫伯爵却不能避而不见维茨拉男爵夫人。可怜的女人尽管哭泣、哀求,首相的回答干脆就是侮辱:“夫人,我在想您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是皇子殿下干的。难道不会是别的人吗?”

    “您指的是谁?”男爵夫人惊呆了,反问说。

    “我不知道。随便什么人,比如说,亨利·列支敦士登公爵。”

    克劳斯男爵在他的笔记里写道:“上流社会传闻亨利公爵曾拜倒在维茨拉小妞的裙下,大公爵得到她时已非完璧。”

    塔夫伯爵虽然自信,男爵夫人的来访还是使他的想法开始动摇。29日星期三晚上他命令克劳斯在梅耶林进行调查,以便知道玛丽·维茨拉是否真的在那里。

    克劳斯以服从为天职,立即召来茹尔卡探长,要他第二天,1889年1月30日,派一名“有经验的侦探”乘头班火车到梅耶林去。克劳斯这一天累得够呛,做出这个决定后才回家休息。

    同一时刻,在梅耶林,鲁道尔夫和玛丽在大公爵的套房里亲昵地共进晚餐。他们把马车夫勃拉特非希叫来,玛丽喜欢听他用农民浑厚的嗓门唱他熟悉的乡土歌曲。勃拉特非希还有一项才能:他吹口哨模仿鸟叫惟妙惟肖。半夜过后,马车夫演完全套节目,离开房间。城堡在寂静中睡去。

    1889年1月30日星期三上午6点半,仆人洛歇克遵照大公爵的命令把他唤醒。大公爵步出卧室,站在房门口与洛歇克交谈片刻,命令仆人准备好马车以便出发打猎,然后到8点钟再来叫他。说完,鲁道尔夫转身回去,房门又关上了。

    科堡和霍约斯全副猎装等在楼下。至少这一次大公爵要陪他们一起打猎了。

    8点整,洛歇克完成任务,准时前来敲大公爵的房门。无人答理。他又敲了好几次,一次比一次响,仍旧一片寂静。他转动门上的把手,门锁着。仆人感到奇怪,有点不安,赶忙去告诉科堡和霍约斯。这两位朋友与他一起敲门、喊叫,里面仍无动静。于是洛歇克向他们透露,是维茨拉小妞陪大公爵到梅耶林来的,前两夜他们睡在一起。霍约斯和科堡闻言顿时色变,同一个想法闪过他们的头脑。他们不再迟疑,关照洛歇克马上去找一把斧子,门被劈开了。三个人踏进前厅。只有洛歇克走进内室,内室的门没有锁上。

    几秒钟后他走出来,神色慌张:他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到两具尸体,鲁道尔夫和玛丽的尸体。克劳斯保存的报告以冷漠的笔调指出,“维茨拉仅在太阳穴部位有一小伤口”,容貌没有毁坏,相反,枪弹“打烂皇子的脸”,头盖骨“裂成碎片,脑浆四溢”。

    科堡和霍约斯起先不知所措,随即冷静下来。科堡亲王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现场,霍约斯伯爵则急匆匆赶回维也纳,两小时后,他来到霍夫堡宫。

    他先去见皇帝的侍卫长帕尔伯爵,然后去见皇后的总管诺普察男爵。这两位官员闻讯大骇,商量对策。诺普察建议通知伊丽莎白皇后,并自告奋勇担当这一艰巨任务,其他人点头赞同。

    听诺普察结结巴巴告诉她,她亲爱的儿子刚刚死去时,皇后脸上纹丝不动,只有她搁在安乐椅扶手上的双手略见抽搐。突然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哭出声来。然后她又恢复镇定。她转过去对她的侍读伊达·斐伦齐伯爵夫人说:

    “伊达,刚才您不是说施拉特小姐在您那儿吗?”

    “是的,夫人,我想她还没有走开。”

    施拉特小姐是位姿色迷人的女伶,维也纳人说她是皇上的“曼德侬夫人”(4)。伊丽莎白不但不吃醋,反而把她正式引见给丈夫。从此三个人住在一起,和睦相处。

    施拉特小姐闻讯大惊,赶紧过来。两个女人相拥而哭,然后一起去见皇帝。

    伊丽莎白向弗朗茨宣告鲁道尔夫死亡时,那语调平静得令人害怕。

    皇帝直眼瞪着她看,他的胡子在颤动。他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不理解,哑着嗓子低声说:

    “皇后说什么了?我听不懂。她说什么?……”

    回答他的只有沉默。

    于是他支撑不住了。他把脑袋埋在手里,肩膀上下掀动。人们听见他抽抽噎噎地说:

    “鲁道尔夫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以上是关于梅耶林的惨剧我们确切掌握的材料。

    那么谜是怎样产生的?在什么时候?为什么?

    事实上,一切起源于弗朗茨的犹豫。两个重大的考虑使他一时糊涂,措置失当。首先,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提到“自杀”。其次,必须绝对隐瞒玛丽·维茨拉当时也在梅耶林。

    1月30日下午5点,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出号外发布如下公告:

    帝国皇储鲁道尔夫大公爵殿下前天决定赴梅耶林行猎并邀请几名友人,如科堡的菲利普亲王和霍约斯伯爵前往。今天早晨,殿下的友人集合时发现主人不在。他们悲痛地获悉噩耗:皇储殿下因患栓塞溘然逝去。

    因此,官方的说法是死于栓塞,不幸的是,在丧事开头的忙乱之中人们有时忘了遵守这个口径,于是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皇帝本人在致欧洲各国君主的信中不提栓塞,说是中风。教皇雷翁十三世仅被告知鲁道尔夫是“猝死”。

    1月31日,由于大公爵的私人医生维德霍裴尔博士拒绝签署虚假的尸体剖检报告,塔夫伯爵不得不发表一个新的官方声明,声称大公爵因精神错乱而自杀:“皇储无疑朝自己头部开了一枪,随即死去……死者脑组织的紊乱表明他生前精神失常,因此可以断定他在失去理智时自杀致死。”

    所谓失去理智云云,谎话编得很不高明,不过为了获得教会同意举行宗教葬礼,不能不装门面(5)

    由于官方的说法闪烁其词、自相矛盾,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人们就充分发挥想象了。

    克劳斯的文件记载了当时在维也纳公众间传播的流言。有一种说法在宫廷和政界特别流行,侦探x·y·报告如下:“今天直到深夜我都在共济会圈子里活动,人们讲述的事情听起来像小说。据说阿道尔夫·奥威尔斯贝格亲王曾于1888年8月觐见皇帝陛下,诉说皇储勾引他的妹妹,也是瓦莱莉女大公爵的女友和游伴阿格拉亚,并且导致她怀孕。皇储为此使用过暴力。皇上于是把儿子召来,对他说他作为帝国第一名贵族有义务根据荣誉法则与奥威尔斯贝格亲王了结此事。鲁道尔夫置若罔闻。他认为事情不难解决,阿格拉亚可以秘密分娩等等。但是奥威尔斯贝格坚持用体面的解决办法洗刷对他家庭的侮辱,皇上表示同意。最后双方同意进行美国式决斗(6)。鲁道尔夫摸到黑球,应在六个月后自杀,即不能晚于1月底。正是由于这个悲惨的前景,皇上不愿庆祝他的登基四十周年纪念。1月30日鲁道尔夫自尽,他把科堡和霍约斯带到梅耶林去做证人……”

    老百姓偏爱另一种版本:皇储死于报复。据说勃莱登福斯皇家猎场的看守人发现皇储和他妻子睡在一起。“盛怒之下,猎场看守把皇储砍得血肉模糊,然后开枪打死他妻子,接着自杀。人们发现皇储躺在血泊里,于是把他运回梅耶林。科堡到维也纳去请医生,此时鲁道尔夫因不能忍受痛苦,设法把周围的人支开后即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这一说法公众普遍相信。”

    梅斯奈尔探员无所不晓,他打给克劳斯的报告中提到“据称梅耶林的猎人埃贝尔陶威尔曾直接或通过别人威胁皇储:如皇储继续纠缠他妻子,他会要他的命。”

    皇帝的副官阿尔培·德·马盖蒂伯爵关于鲁道尔夫的死留下不详细的记载,他的说法似乎来源于上述传闻。据他说,大公爵对维茨拉小姐感到厌倦,决定与她断绝关系,何况他已用自己的名誉在皇帝面前作出保证。鲁道尔夫新近与一位名叫鲍威尔的森林督察官的妻子有染,足见他已经决心与维茨拉分手(注意“鲍威尔”与“埃贝尔陶威尔”两个名字的结尾相同。)大公爵约这位太太在梅耶林的树林中幽会。正当两情绸缪时,她的丈夫赶到。鲍威尔怒不可遏,当下用斧子砍死鲁道尔夫。人们把他的尸体抬回梅耶林后,玛丽服毒自杀。

    请注意在这个记载中第一次出现玛丽的名字,这是因为马盖蒂伯爵的版本形成的时间大大晚于事件本身,当时已尽人皆知玛丽死在鲁道尔夫身边。相反,最初民间全凭想象提出各种解释时,根本不知道玛丽·维茨拉与大公爵同在梅耶林。克劳斯的文件里还包括当时在民间用心搜罗到的其他“解释”。其中有个说法是一位荷兰伯爵与鲁道尔夫争风吃醋,从城堡的窗外向后者开枪。

    这以后还有许多人提出别的解释。拉福里男爵声称他的材料来自科堡的菲利普亲王的儿子利奥波德……据说玛丽出于嫉妒,趁情人熟睡时毁伤他的肢体。拉福里说他记下利奥波德的原话:“她把他的皮肉割下来。”鲁道尔夫从痛苦中醒来,还有力气抓住玛丽,把她掐死。然后他抄起猎枪,对准自己的嘴开了一枪。

    另有一位“历史学家”阿道尔夫·阿德勒1895年写道,玛丽与鲁道尔夫死于一场没有节制的宴会。与宴的除了他们,还有霍约斯、瓦尔斯坦因伯爵、巴尔塔齐父子。巴尔塔齐醉后用酒瓶砸烂鲁道尔夫的头盖骨,玛丽则被一发流弹击中。

    比较严肃的人相信这是政治谋杀,人们已经指出鲁道尔夫的自由主义在某些专制主义政治家眼里具有颠覆性,也曾说明他与他父亲的政见对立极其深刻、严重。当然不能说鲁道尔夫是弗朗茨害死的,但是为了维护帝国的利益,皇帝的某几位顾问难道不会比皇帝本人走得更远?

    另一个出人意料的说法来自苏古夫男爵夫人。她自信有把握肯定鲁道尔夫和玛丽没有死在梅耶林。鲁道尔夫为了遵守诺言,决定销声匿迹。他设法搞到两具尸体,伪装成他本人和玛丽的样子。然后他俩逃到希腊,在那里度过多年幸福的岁月,生下许多子女。苏古夫男爵夫人遇见这对传奇情侣的一个儿子,从他那里获悉事情的真相。

    一位奥地利历史学家彼得·波契奈提出的看法更加出人意料,这位作者不排除自杀,但另有解释:促使梅耶林的情侣双双自杀的原因不只是弗朗茨命令鲁道尔夫与玛丽分手,而是因为他们刚刚获悉自己是亲兄妹!

    彼得·波契奈声称玛丽的母亲海伦·维茨拉从1868年起便是弗朗茨的情妇。1871年3月19日玛丽出生时,维茨拉男爵夫人有10个月12天——如此精确的计算令人佩服——未与丈夫同房。

    我们可以接受玛丽不是他父亲的亲生女儿这个说法,但是再进一步就有点匪夷所思了。至于说鲁道尔夫和玛丽长得很像,似乎只有这位作者持此古怪的见解。

    有必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寻找梅耶林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吗?

    不容怀疑他俩是自杀的,克劳斯的文件足资证明。鲁道尔夫病态的趣味、他不止一次对自杀——尤其是双双自杀表示的向往,玛丽给她母亲的信、鲁道尔夫对米齐·卡斯帕尔说的知心话,还有这一对悲惨的情侣在一起写的信:这—切都证明他们早就准备殉情,公众间流传的各种说法无一成立。

    在梅耶林的卧室里找到玛丽写的三封信,后来交给维茨拉男爵夫人。三封信装在同一个信封里,信封上的地址是鲁道尔夫的笔迹。

    玛丽给母亲的信写道:“亲爱的妈妈,原谅我做的事情。我不能抵抗死亡。我们愿意并肩安息在阿兰德公墓。我死了比活着更幸福。”

    玛丽给她妹妹的信:“我俩很高兴出发到另一个世界去。请你有时想起我。祝你幸福,只嫁给你爱的人。我不能这么做,由于我无法抗拒自己的爱情,我就与他一起走了。不要为我伤心。”

    信末附言,玛丽请求她妹妹每年1月13日在她坟头献上一束栀子花。她首次委身于鲁道尔夫的日期正是1889年1月13日。

    最后一封信写给她的小弟弟:“永别了,我将在另一个世界照应你,因为我很爱你。”

    鲁道尔夫给他妻子——无精打采的斯苔芬妮,写了一封信。干巴巴的几句话表示他祝她“以自己的方式得到幸福”。他声称决意去死,因为“只有死亡能挽救他的名誉”。

    他给母亲写的信较动感情。我们从前法国皇后欧琴妮的《谈话录》里得到这份证词。欧琴妮向法国大使莫里斯·帕雷奥洛格转述伊丽莎白皇后告诉她的心腹话。她说:

    “我了解梅耶林惨剧的真相,我敢说我比任何人更知道内情,因为我是直接从伊丽莎白皇后那里了解的情况。皇后上次在马丁角小住时亲口告诉我……”

    欧琴妮的记忆力是有名的。她对法国大使说,鲁道尔夫用名誉和贵族身份对他父亲作出承诺以后,就把玛丽叫到梅耶林来。等到他与情人单独相处时,他马上告诉她,他不得不作出保证,否则将被剥夺继承权。玛丽冷冷地回答说:

    “我也有事情告诉你,我怀孕了。”

    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去死。这以前他们曾经常谈论这个可能性,不感任何抵触。

    鲁道尔夫在极度兴奋之际拿起手枪,对玛丽胸部开了致命的一枪。然后他脱掉她的衣服,虔诚地把她抱到床上。屋里陈设着几束玫瑰花,大公爵用花朵覆盖死者。然后他给母亲写一封长信,用这句话开头:“我的母亲,我没有权利活下去了!我杀了人……”皇帝和皇后从这封信知道惨剧的原委(7)

    我们掌握的第二个证词时间更晚,来自弗朗茨的枢密顾问官希洛梅基男爵。他根据皇帝的医生维德霍斐尔对他的叙述,确认双双自杀的说法。医生本人曾应洛歇克之召赶往出事地点,这位男爵写道:

    “皇帝获悉大公爵死亡的真正原因后,其反应令人害怕。他一下子被压垮了,失去自制。他的激动难以描述。他绝对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竟然自杀,自寻短见!他说:‘只要能隐瞒自杀,我愿交出帝国的两个省!’

    他确实设法掩盖真相。是他无意中制造了疑案,也是他无意中把儿子的行为归咎于“精神错乱”,因而使伊丽莎白陷于绝望。皇后号啕大哭说:“是我把维台尔巴赫家的血统带给我儿子的!他的死亡应该由我负责!……皇上当初为什么要认识我,他为什么认识我?……”

    塔夫伯爵给克劳斯的指令:

    “现在需要把第二具尸体悄悄挪出城堡,不必遵守例行手续即运到某一地点。”

    玛丽一丝不挂、血迹未干的遗体被搬到储藏室的白木桌子上,然后人们细心地关妥屋门。

    克劳斯为完成塔夫伯爵下达的任务,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31日下午4点,在哈勃德拉探长带领下,玛丽的两个舅舅亚历山大·巴尔塔齐和斯托科伯爵秘密来到梅耶林。人们草草地给死者擦了一下身子。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脑袋不时前后左右晃动。为了让尸体保持“看得过去”的姿势,人们在它背后支撑好一根棍子,再用一根穿过乳房下面的绳子和一条系在前额上的带子绑住这根棍子。然后人们给尸体穿衣服:衬衫、连衣裙、袜子、鞋子,再给这具可怜的人体模型披上一件宽大的水獭皮大衣。一切都如塔夫伯爵的要求“悄悄地”进行。

    这时已是晚上10点,巴尔塔齐和斯托科把尸体带到停在门外的一辆马车上。他们一边搀住死者腋下,一边还跟她说话,好像他们在搀扶一个病人走路。

    与此同时,哈勃德拉探长前往邻近梅耶林的西都会修道院。他向修道院长出示盖有御玺的信件,命令院长“当夜即在修道院的墓地里掩埋一位因精神错乱在梅耶林附近自杀的贵妇人”。

    哈勃德拉在黑暗里,冒着倾盆大雨守在公路边,等待来自梅耶林的车队。我们还是引用他的报告的原话吧。这份报告酷如爱伦·坡(8)的笔调,此外任何评论都与之相形见绌,并且有夸张之嫌。

    “我们终于看到车队在黑暗中驶来。斯托科伯爵和亚历山大·巴尔塔齐先生坐在第一辆马车里,他们把男爵小姐的尸体夹在中间,扶住她的胳膊……我吩咐车队不在修道院停留,径直驶往墓地。雨横风暴,车辆前进甚慢。马蹄在高低不平、冰冻的路面上打滑,斯托科伯爵的车夫不得不为马掌拧上防滑尖钉。我们抵达墓地大门时,教堂的钟正敲半夜。”

    “斯托科伯爵、巴尔塔齐先生、戈洛普探长和我合力把尸体拽出车厢,然后把它搬到小礼拜堂里,放进一口简陋的用四块木板做成的棺材。由于天气太坏,影响工作,墓穴尚未挖好。戈洛普费尽口舌未能使两名掘墓人加快进度。挖掘过程中墓壁曾几度倒塌,这两名工人出于迷信,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拒绝挖下去。我们只得回到修道院,留下几名警察看管尸体,禁止任何人靠近。”

    “早晨7点墓穴总算完工。我们返回墓地,钉死棺材,格隆包希神甫念过下葬经以后,斯托科伯爵、巴尔塔齐先生、戈洛普探长和我就把棺材抬到墓地。暴风雨使我们几乎迈不开步。掘墓者不停地画十字,没完没了地提出各种责难,虽说神甫给死者的祝福本应使他们安心。终于他们开始在棺材盖上扬土。我们离开墓地时已是9点半。”

    有人写过,这是“哈布斯堡家族史中很不光彩的一页”。

    若干年后,弗朗茨只有一次对他的亲信重提梅耶林旧事。他喃喃说:

    “如果当年让大公爵多担负一点责任……”

    一位证人写道:“皇帝略略俯身,双手捧住脑袋,好像不胜疲倦。他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流露出深感内疚的神情……”

    (施康强译)

    【注释】

    (1)奥匈帝国的皇子都封为大公爵。

    (2)中世纪凯尔特传说,骑士特里斯丹和王后伊瑟相爱,因不能结合,双双殉情而死。

    (3)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后侨居国外。

    (4)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情妇,权倾朝野。

    (5)基督教教义,自杀者不得按宗教仪式下葬。

    (6)当时在维也纳流行“美国式决斗”,其规则极为简单:侮辱者和受辱者摸球决定命运。有一个白球,一个黑球;摸到黑球者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自杀。

    (7)应该认为这个证词勾出了惨剧的大致轮廓,但在细节上还可以商榷。决定不是28日在梅耶林,而是27日在维也纳做出的。玛丽的“怀孕”未必可信,既然她是1月13日失身的,她不太可能28日就确信这一点。不过可以肯定,伊丽莎白皇后确认他们是双双自杀的。——原注

    (8)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善写恐怖故事。

  • 世界历史17大谜 “天玛丽号”帆船漂流记

    在汪洋大海之中,有一艘完好无损的帆船,它载着价值昂贵的货物,却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漂流。这便是海上最神奇的冒险故事之一的开端。

    公元1872年12月12日晚上,戴维·里德·穆尔豪斯船长指挥的英国双桅帆船“代格拉茨亚号”从纽约起航来到直布罗陀港抛锚。第二天,即12月13日上午,另一艘帆船也来到同一港停泊,它的船名在船体上清晰可辨:“天玛丽号”。

    那是一艘11年前建造的双桅横帆船,载重量为282吨,长约30米,有双层甲板,主横梁近8米,如果满载货物,吃水近3.5米。“天玛丽号”帆船由名叫奥利维尔·德沃的人指挥,他又名奥利。

    不过,“代格拉茨亚号”的穆尔豪斯和“天玛丽号”的德沃一起来到港口总指挥处,叙述了如下奇遇:

    11月11日,“代格拉茨亚号”满载鲸油与酒精离开了纽约港,驶向地中海。在航行的3周中,一切十分正常。1872年12月4日,“海面有浪,但仍可正常行驶”。当时,船的位置距葡萄牙海岸600海里,即位于从亚速群岛通向直布罗陀航线的北方。穆尔豪斯刚刚测定了方位:北纬38°20′,西经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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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三 天玛丽号帆船

    下午1时左右,“代格拉茨亚号”船上突然有人发现,在东北方向上有一艘帆船。使船长穆尔豪斯感到奇怪的是,人们所见的远方的船的“航线游移不定”。穆尔豪斯想到,“这肯定有点不对头”。他将船驶近陌生的帆船。当他驶到距离只有半海里时,穆尔豪斯用望远镜将甲板看得清清楚楚。他大吃一惊,舵柄与瞭望岗上均无人,也就是说,甲板上空无一人。

    二桅帆船的帆都降下来了,只用后桅支索帆与前桅支索帆航行。“代格拉茨亚号”靠近了,船上的人喊:“你们需要帮助吗?”

    无人回答。穆尔豪斯看见那艘船的后壳上用白字写着不同寻常的船名:“天玛丽号”。

    船停了下来。穆尔豪斯下令二副奥利·德沃带上两个人,放下一只小艇下到海里。小艇靠上了“天玛丽号”,3个人利用悬挂在船体上折断了的缆绳,登上了船。

    德沃和他手下的人越来越感到惊奇,原来已经知道甲板上无人。于是他们进到船舱里面。在船员舱里,也没有人;在厨房里,也没有人。在货舱里,他们发现了1700桶酒精和能至少维持6个月的食物。

    奥利·德沃以为自己是在做噩梦。这艘完好无损的船上的船员都上哪里去了?在“天玛丽号”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奇异的悲剧?

    德沃是一名勤快的水手,他开始仔细搜寻二桅帆船的每一个小角落。由于美国海洋历史学家汉森·W·鲍德温曾查阅过“代格拉茨亚号”大副写的报告,我们才得知,德沃“首先”进行的是对油泵进行检查。油泵“情况正常”。但他发现,货舱里有一米深的水。德沃同时发现,“前舱盖与货舱盖已经被揭开(货舱盖乱七八糟地推在甲板上,放在原来盖住的入口处的旁边);罗经柜也挪动了地方,罗经也打碎了;在二层舱,有大量积水,前舱水已灌满,水一直漫到舱口围板。”

    使德沃更感到惊讶的是,船尾宿舍的六面窗户“全部被帆布或木板封死了”。为了看清东西,大副只得撬开了一扇窗户。之后,他继续搜寻。没有任何混乱的迹象。但是,过些时候,他发现船尾宿舍里有“很深的水”。德沃作下记录:“水将大钟泡坏了。”然而,每件物品、家具、图表、书籍、衣服等,看上去仍在原地。

    德沃在大副办公室里,发现了航海日志,在船长室里,发现了值班黑板。在航海日志上,“有一行字,写着11月24日;在值班黑板上,记着11月25日写的另一行字”。

    另外一件物品也绝不是最不起眼的,那是一架类似簧风琴的木制“琴”,它安静地靠在一块舱板上。在“天玛丽号”上,谁还弹簧风琴?显而易见,在一艘载满酒精的双桅横帆帆船上,发现这种乐器,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德沃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搜寻。他在四处发现了一些钱币、首饰,其中有一枚金质奖章,一柄全是黄锈的旧剑,剑柄上刻有一个“萨瓦(1)十字”。

    相反,六分仪,船钟与航海书籍却不翼而飞。没有发现计程仪,“在船尾或其他地方”均没有找到它。我们想对那些不懂得航海的读者说明,计程仪是用来测量船的航行速度的。

    “四处散落的物品后来都清点登记在案:两顶女人帽子,一件短睡衣,一顶蚊帐,一个洋娃娃,一把扇子,二颗首饰别针,一条有衬架的女裙……”

    在船员专用的前舱,男人用的皮包,防水衣,皮靴甚至于烟斗,都原封未动。在绳子上还晒了几件内衣裤……

    淡水的储量相当丰富。盛水的桶虽然完好,但是,下面的垫木却挪动了位置,“好像是被一个大海浪冲乱了一样”。

    德沃的搜寻到此为止。这一切均证明,船员们是在突然的、无法解释的意外情况下,离开“天玛丽号”的。既然整个船体完好无损,为什么要撤离呢?

    在1914年—1918年大战以后,劳伦斯·基廷写过一本专门论述“天玛丽号”和它的秘密的著作,关于此书,我们下面将要谈到。书的作者声称,他曾在纽约、直布罗陀与利物浦进行过深入的调查,他发现还有更令人意外的情况,其中最令人感到惊异、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德沃和他手下的人很快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天玛丽号”的船员刚刚离开船不久。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研究了这一货真价实的幽灵船。他指出:“在厨房里,在仍然温热的铁锅里,正煮着一只鸡,在客厅,餐桌上的刀叉已摆好,桌上摆了好几盘菜、茶杯里斟了一半的茶水仍有余温;在贮藏室里,刚洗过的衣服还晾在绳子上。”

    未凉的茶,炖着的鸡,未晒干的衣服以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船员们,这一切太怪诞荒谬了!再说,“可能被用来撤退船员的两个小艇仍待在船员舱上的舱顶原处,缆绳系得很好。”

    当奥利·德沃回到“代格拉茨亚号”时,将上述情况报告给穆尔豪斯船长,这位船长觉得自己听到的是海蛇猖獗荷兰、人会飞等等水手们之间流传的古老传说。不过,总得面对现实。怎么办?当然要把“天玛丽号”拖到安全地方。虽然那艘船看上去完好无缺,但是它已完全被船员抛弃,所以,严格地说它已成为残骸。海事法规定,残骸属于或至少部分地属于将它拖到安全地方的人。

    “天玛丽号”上有1700桶酒精,这批货物价值36943美元,所以,穆尔豪斯对此毫不犹豫。他重新派德沃和另外两个人登上“天玛丽号”,将帆缆索具整理好,驶向直布罗陀。

    这一使命圆满地完成了,因为12月13日,穆尔豪斯和德沃同时向直布罗陀港口总指挥讲述了我们刚刚读过的怪事。

    “天玛丽号”之谜从此开始……

    穆尔豪斯的船到达目的地之后,马上提出索取残骸的要求。海军法庭根据规定进行调查。调查交给J·索利·弗勒德先生主持。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身兼多职和拥有众多的头衔:“御前海事委员会主席、女王派驻海军部检察长、直布罗陀检察长。”

    12月18日和20日,检察长索利·弗勒德长时间地询问了德沃和随他登上“天玛丽号”的水手们。23日,这位调查员登上神秘的帆船,陪同他前去的有一名负责查看船体水下部分的潜水员和一名航运督察。在后来几天里,人们又重新进行调查。调查越深入,就越令人失望。

    他们所发现的全部情况是,在刻有萨瓦十字的剑柄上,有一些可疑的印迹。索利·弗勒德估计那是血迹,尤其是因为在前桅同一高度上和在艉楼上,也发现同样颜色的印迹。此外,还发现“斧头砍凿的痕迹”。

    对印迹进行了化验,结果那只是铁锈斑点!

    不过,初步勘查的结果,发现船的前部有一处比较严重的“损伤”。曾经仔细研究过“天玛丽号”之谜的美国专家洛克哈特具体说明:“在船的残骸的两端,在水浮线上两三法尺的地方,在一船壳板的边缘,有一深10毫米、宽32毫米、长2米的裂口,而且是新的裂口……”

    海运督察约翰·奥斯汀也证明,这一裂口“不可能由恶劣天气造成,似乎是由利器冲撞所致”。

    索利·弗勒德检察长的结论是:那是有意的破坏。不过,也曾登上“天玛丽号”进行调查的美国少校沙费尔特认为,那是“海浪造成的裂痕”。这位沙费尔特还证实,船体“结实,完全可以航行”。约翰·奥斯汀和潜水员也作出了完全类似的结论。

    但是,这一切并未使调查人员距离揭开谜底更近。“天玛丽号”的船员为什么和怎样一个不剩地撤离这只“完全适宜航行”的帆船?如果船员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放弃帆船的话,那么,他们离开之后又为什么未留下任何痕迹?

    于是调查人员进一步认真研究航行日记。地图上的箭头已指到11月24日中午。但是,在黑板上,有几行草字,指明是第二天早晨8时。此时,亚速群岛的圣玛丽亚的东岸已经可以在西南偏南方向的6海里处看见。

    这样说来,10天后“代格拉茨亚号”发现“天玛丽号”时,它距前一位置已达500至720海里了。索利·弗勒德根据这一推断说,按此逻辑,“这只帆船自11月25日后,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连续航行了10天”。后来,其他的调查人员断言,“一只船在船上无人的情况下,航行这样远的距离,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可能性是极小的”。

    在此期间,船主兼船长温切斯特到达直布罗陀,他带来了很宝贵的消息。他告诉调查人员,他拥有“天玛丽号”的部分所有权,另一位船东则是船长布里格斯。后者年方38岁,他是人们所说的“典型的老牌船长”。

    温切斯特先生还说明,当“天玛丽号”在1872年11月4日从纽约港起航时,布里格斯船长带上了他的夫人萨拉和他的女儿索菲亚。布里格斯的大副是艾伯特·G·理查森,二副是安德鲁·吉林,船上有4名水手,他们分别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或德国人,即沃尔克·洛伦岑,鲍斯·洛伦岑——他们是两兄弟,阿里昂·哈本斯和戈特利布·古德沙德,再加上一名厨师。

    温切斯特船长还声明说,帆船上的一只小艇,原来放在前甲板上,在装货时,因索套折断而被压坏了,还没有来得及换上新艇就出发了。

    检察长索利·弗勒德向商会提出报告的时间到了。他得出的结论会是什么呢?他首先提醒说,当“代格拉茨亚号”在海上发现“天玛丽号”时,那只船“没有故障,很结实,完全符合航行规定而且船身很平稳;船上的给养丰富,也没有遇上坏天气;船上没有任何痕迹说明发生过火灾或出现过火灾与爆炸的威胁,也未发现任何可以使人了解弃船而走的原因的线索”。

    之后,他开始解谜:“我个人的假设是,船员们都喝醉了,他们酒性大发时,将布里格斯船长杀了,还将他的妻子、孩子和大副杀了;然后他们故意弄破船体前部,以使人相信他们碰到了礁石或另一艘船,这样就可以迷惑收容他们的船长,即使这位船长在一定距离时发现了“天玛丽号”,也会误认为它不值得去援救;这样,船员们在11月25日至12月5日之间,搭上去北美或去南方或去安的列斯群岛的某一艘船逃之夭夭……”

    索利·弗勒德检察长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美国人沙费尔特对此强烈反对:“我认为应排除火并的可能,因为在甲板上或在房间里,没有发现任何使用暴力的痕迹……”

    “我个人认为,船长和船员是在没有道理的虚惊之下弃船而逃的。或者因为船突然遇到风暴,进了许多水……这促使大家弃船逃走。”

    “我相信人们会再次谈起他们来的。如果船长仍然活着,他一定会对自己的轻率举动而感到后悔,如果今后没有任何人露面,我将认为他们全部在救生艇中丧生。那样一来,‘天玛丽号’被抛弃一案将成为很有意思的,但又是令人悲哀的航海之谜了……”

    确实如此,后来没有任何人重新露面。

    公元1873年3月14日,直布罗陀海事法庭作出判决:判给“代格拉茨亚号”船长及两名水手1700英镑,以奖励“他们进行的援救工作,这一笔款将从救出的财产中扣出”。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帆船与货物总价值的1/5。

    “天玛丽号”配备上新船员之后,又下海航行了,将它的谜也带走了。

    从此,它在航行中再未发生问题。公元1885年1月,它触在海地海面的罗谢尔礁石上。事实证明,船长G·C·帕克将船从温特罗普“径直驶向礁石上,因为那天顺风,所有的帆都张开了”。人们指责他犯了失职罪并将他逮捕。他未等到审判就死去了。至于“天玛丽号”,它只好“留在热带礁石上任凭海水冲刷了”。

    就在1885年这一年,波士顿的记者威廉·克莱恩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对于帆船上的船员的失踪感到蹊跷,发表了一部小说体报导,试图对此案进行解释。

    从那时起,每一位海洋问题专家似乎均以自己的名声作为担保,竭力去解开这个谜。一些人支持索利·弗勒德先生的论点,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一些人则去找德沃谈话。德沃表示:

    “依我个人意见,船员们是害怕了。从我在油泵附近找到的探浮器就可以看出来。船员们发现船里水已经很深了,害怕船下沉,就弃船而走。”

    到了公元1913年,谜还是未解开。伦敦的《浅滩杂志》出了一个很时髦的主意:请求好几名小说家,各人按自己的方式,解释“天玛丽号”船员失踪的原因。参加这一特殊竞赛的人有卡南·多伊尔,H·G·韦尔斯,莫利·罗伯茨等其他人。他们提供的“解释”至少证明,参赛者们的想象力是异常丰富的。这里选择了几篇,以飨读者,其中还增补了几项更为近期的“解决办法”:

    解释一:“天玛丽号”的厨师发疯了,将一种烈性毒药带到船上。他决定将船员一个一个地毒死。船长布里格斯在11月24日夜间第一个死去。因此,在航海日记上,从此再无其他记载。每当一个人死去,总是把尸体扔到海里。12月4日,加上发疯的厨师,船上只剩下3个活人。炉子上的鸡就是为他们炖的。这3个活人又洗了他们的3件衬衣,并且喝了茶。但是,厨师在茶里放了毒,厨师的两名同伴倒下去死了……厨师将他们扔到海里。他刚刚把尸体从船沿上扔下去,就发现了“代格拉茨亚号”,那船显然正开足马力朝“天玛丽号”驶来……此时,厨师突然清醒过来,才明白自己犯下多么大的罪。于是,他也跳到海里。当二副德沃登上船时,船上已经无人。三杯茶水还未凉,三件衬衣还未晒干,一只鸡还在炉子上没有炖熟。

    解释二:假设12月4日这一天,所有的船员都呆在“天玛丽号”的甲板上。只有船长布里格斯、他的妻子和女儿待在房间里。人们刚刚给他们端上了冒热气的茶水。突然从水中冒出一只巨型章鱼,即一只克拉肯章鱼。它的多只触腕从小帆船上一扫而过,男人们都被吸进怪物的嘴里去了。一刹那间,“天玛丽号”的甲板上就没有生命存在了。但是,布里格斯一家人听见了喊声与嘈杂声。3人一起冲出房间。他们刚在甲板上露面,也全被怪物弄走了。当二副德沃到达“天玛丽号”时,只剩3杯热茶,3件未晾干的衬衣和一只未炖熟的鸡。

    解释三,“代格拉茨亚号”遇见“天玛丽号”几小时之前,“天玛丽号”在大西洋平静地行驶。突然,船身剧烈地摇晃起来。每个人都奔向甲板。人们发现“天玛丽号”已经搁浅了。不难理解,大家此时惊恐万分。在汪洋大海之中,突然冒出来一座沙岛,而“天玛丽号”正好搁浅在这座沙岛上。沙岛不知不觉地上升,海水渐渐退了下去。一个小时之后,“天玛丽号”已经孤零零地停在结实的、完全无水的地上。龙骨插进沙地里,使船体暂时维持住平衡。从布里格斯船长到厨师,大家都目瞪口呆。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出了一个主意,说可以下船到沙地上去。所有的船员马上采纳他的建议。在船上只剩下布里格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因为他们正在喝茶,这是一条神圣的习惯。他们喝完第一杯茶后,布里格斯夫人给他们倒上第二杯。但是,他们被好奇心所驱使,也下到沙岛上,丢下了倒满茶水的杯子。当每个人都在沙滩上玩耍时,突然听见轰隆一声。沙岛自己滑了下去,几秒钟之后,就完全被海水淹没,可怜的船员们也被卷入海底。此时,“天玛丽号”又回到水中,在风浪的推动下,随意漂流。当“代格拉茨亚号”发现它时,当二副德沃登上船时,船上只剩下3杯热茶,3件晾起来的衬衣和一只炖着的鸡。

    注:这一解释被英国航海家、奥斯本船长1936年5月11日的奇异遭遇所证实。他在回忆录《帕特姑娘号船主》中叙述了此次遭遇:他正沿着法属西非洲海岸向南航行,目的地是达喀尔。“帕特姑娘号”的时速约14节。天黑了下来。奥斯本将航线从西朝西南偏了两度。当天完全黑下来时,他发现,在风力之下,船身已倾斜。10点钟,他扔下探浮器,水深8法尺。才8法尺?而船的吃水深度是10法尺!此时,奥斯本才发现,“帕特姑娘号”已经不动了,它搁浅了。不一会儿,所有的船员都来到甲板上。海水仍在往下退。30分钟后,“帕特姑娘号”完全露出水面,但并不是横躺在地面上,而是直挺挺地立在那里,就好像是在干船坞里一样!第二天早晨,奥斯本与他的水手们才看见,船停在一座沙岛中间,沙岛的圆周约有1.5公里,高出海面不到1米。所有的人都走到沙地上并在沙地度过了白天。晚上,好几名水手想在“地上”过夜,奥斯本反对这一主意。算他有福气。清晨3时,他醒了,发现船在移动,水深已达8法尺。20分钟后,“帕特姑娘号”船身下的水深已达14法尺。那座岛就像它出现时那样,又突然消失了。

    船长在书中表示,这一故事也可适用于“天玛丽号”。“这些出现后又消失的岛屿,当地的渔民对它们是很熟悉的,称它们为幽灵岛。一些科学家们认为,这些岛屿是由撒哈拉沙漠下面的二条地下巨河造成,它流到大西洋里60到100海里的地方。他们认为,地下河里的沙子慢慢堆积起来,逐渐将河道堵塞。当地下河的河水压力过于强大时,就将沙堆冲到海里,这样就形成了岛屿。但是,沙子一旦松散之后,岛也就消失了。

    解释四,悲剧发生的那一天,天气晴朗。在亚速群岛的海面上,海水很热。二副向船长布里格斯建议下海游泳。于是两人跳下海里。海面上一丝风也没有。二副与布里格斯围着船游水玩。所有的船员都来到右舷的舷墙观看。两人比谁游得快。这时,完全意外地刮起了一阵风,那是一阵可怕的狂风。“天玛丽号”一下子就被吹倒。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掉进海里。风刮得更猛了,帆船被吹远了,谁也无法爬上船。

    注:这一解释在当时据说是由一名水手提出的,这位水手是唯一生还的人。他在水中发现漂过来一个箱子,就紧紧抓住不放。第二天,一艘德国汽船将他救起。但是,这位水手好像是这一解释的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

    解释五,这一解释是由J·L·霍尼布鲁尔在《议会报》上发表的:布里格斯和他手下的人被礁岛上的海盗捕获。

    事情一直停留在这一步。但是,1929年,出版了一部作品,名叫《“天玛丽号”帆船——大西洋上最大谜的最终揭示》。作者是劳伦斯·J·基廷。

    此书轰动一时。这一次,基廷似乎进行了十分严格的调查。他查阅了官方文件,研究了“天玛丽号”被发现的海域的水流状况。他的信念坚定不移,布里格斯船长所记录的最后方位与“代格拉茨亚号”发现“天玛丽号”的地点相距500海里,双桅船是无法独自航行这么长的距离的。

    这么一来,在证人中,会不会有人作了伪证?是不是应该否定陈述的问题本身?基廷到了纽约,他在那里找到了租船人的儿子,见到了经纪人和海事代理商。他了解到的情况使他震惊不已,“代格拉茨亚号”船长穆尔豪斯与“天玛丽号”船长布里格斯不但早就认识,而且是好朋友!

    公元1872年9月,“天玛丽号”在纽约港停泊,“代格拉茨亚号”也在附近装货。基廷有把握认为,他已朝解开谜底前进了一大步。这之后不久,他又得知,在利物浦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名叫约翰·彭伯顿的老水手。当有人在他面前谈起“天玛丽号”时,他只是冷笑。而且,他时而暗示,他对此深知底细,但永远不会说出去。

    基廷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他叙述说,他立即去利物浦,到了彭伯顿家里。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消除了老头的疑心。当基廷将自己的发现讲给他听时,他明白,这位作家马上就会了解到真情,才决心吐露隐秘。

    现将劳伦斯·基廷所记录的水手的叙述要点转抄如下:

    约翰·彭伯顿是“天玛丽号”的唯一幸存者,他是船上的厨师。他证明,布里格斯与穆尔豪斯确实是好朋友。再说,在起锚之前,这两位将按同一航线去欧洲的船长,约好在亚速群岛的圣米歇尔会面。为了补充船员,穆尔豪斯将在自己名下注册的3个人“借给”布里格斯。

    航行最初阶段平安无事。然而大副强烈抗议布里格斯夫人弹簧风琴或微型钢琴的声音太响。他说,吵得他无法入睡。

    另外,水手们也不太服从命令。气氛叫人担心。11月24日,布里格斯在航海日记上写下了几行字(后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突然,一股特别强劲的西北风吹到船上,船马上歪倒。二副使劲一摆舵,又使船正了过来。狂风过去之后,人们发现,钢琴已把绳子挣断,将布里格斯夫人打翻在地。钢琴几次滚过可怜女人的身体,她在夜里死去……

    船长因过度悲伤而发了疯,闭门不出。大副试图劝慰他。他宣判钢琴死刑。于是人们将钢琴扔到海里。此时,布里格斯的神智越来越不清楚了,不停地咒骂钢琴……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上午,大家发现他不见了,他失踪了……从这时起,男人们开始酗酒,大家很快都喝得酩酊大醉。一名水手指控大副杀了布里格斯夫人,淹死了船长。于是众人大打出手。结果是那位水手被打死,他的尸体被人从船舷扔到海里。

    11月29日夜间,船在亚速群岛的圣玛丽靠岸。大副害怕法律追究,决定弃船逃跑,其他水手也跟着他走了。只有穆尔豪斯“借出”的3名水手决定留在“天玛丽号”上。厨师彭伯顿也决定留下来。其中一人对航海有丰富的经验,他也知道穆尔豪斯同布里格斯的约会。他同伙伴们商定去同“代格拉茨亚号”会合。

    12月4日,3个人上桌子吃饭,桌上有1只鸡、3杯茶,第四个人在掌舵。他突然叫喊说,看见一片白帆。大家同时来到甲板,那就是“代格拉茨亚号”。

    几小时之后,穆尔豪斯对“天玛丽号”上的悲剧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灵机一动,想出一条非常简单的妙计。要想获得奖赏,必须使双桅船成为残骸。穆尔豪斯调回3名借出的水手。这非常简单,因为他们3人从未从他的名册上除名,也从未在“天玛丽号”上注册。就剩下彭伯顿了。为什么不把他作为“代格拉茨亚号”上的乘客?厨师同意了全部条件。其间,“天玛丽号”上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彭伯顿不愿介入。

    奥利·德沃报告的说服力在于,除了主要因素即水手们的出现之外,一切全是真的。

    穆尔豪斯到达直布罗陀后,立即采取预防措施:让彭伯顿搭上驶往英国的第一艘船。到达伦敦之后,彭伯顿又急忙受雇到一艘去印度群岛的船上干活。

    这就是基廷搜集到的关键性情况。这样,秘密就不存在任何疑点了。当劳伦斯·基廷的书译成法文后,大部分海事专家都为“天玛丽号”的谜底终于被解开而感到庆幸。

    最近,我曾同一位消息特别灵通的航海作家勒内·儒昂交谈过。我对他表示,这样神秘的谜最终被解开,心里有点惋惜。没有比解开谜底更令人忧伤的事情了……

    “你从哪里得知谜已经解开?”勒内·儒昂先生问我。

    “嗯,是根据基廷的那本书……”

    儒昂先生惊叫起来:

    “基廷?那只是一本小说!”

    这回该我吃惊了:

    “小说?不可能!书中到处都是真实的科学推算……译本是帕约出版社出版的,属于丛书中的一本。大家都知道,这部丛书是一部很严肃的书。”

    “正因为如此!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的法国同事上当。基廷一直声明只是像卡南·多伊尔或者韦尔斯一样,通过想象进行创作。他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真实性,在书里弄满了图表、记录、数字与名称。不过,这一切全是他想象出来的。只用一个细节就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即‘天玛丽号’的厨师绝对不叫彭伯顿,而是叫E·W·黑德!”

    “那么说来,谜并没有解开?”

    “我们最多只停留在提出假设的阶段……”

    的确,应该将众多的作者所提供的“细节”全部推翻,因为他们为了“美化”这一秘密,反而使它更加模糊不清了。

    应该指出,基廷所编造的一切,例如穆尔豪斯向布里格斯借水手,海盗一般的船员(美国驻直布罗陀领事证明,“这些人是值得信任的,情况绝不是相反”);布里格斯夫人之死;判处钢琴死刑(这一簧风琴目前成为布里格斯儿子所继承的财产);布里格斯之死;船上斗殴和一名水手之死,部分船员弃船而走;穆尔豪斯船长的阴谋诡计等等,这一切全是凭空臆造的。

    不过,其他一些细节似乎也是虚构的,如放在架子上的两只小艇(某些人指出,它们的龙骨是用油漆糊死的)。直布罗陀的报告指出,当德沃登上“天玛丽号”时,船上已经没有小艇了。同样,在当事人的叙述里,特别是在德沃的报告里,并未看见众所周知的几杯热茶和一只炖鸡的踪影。汉森·W·鲍德温先生写道:“今天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的神话,即当‘代格拉茨亚号’的人登上船时,热乎乎的吃剩的饭菜还摆在房间的桌子上。这是谬论流传最大的错误之一。”

    相反,某些重要情况却被人遗忘了,如前边我们说过的,“前舱盖与货舱盖已被揭开(货舱盖乱七八糟地堆在甲板上,放在原来盖住的入口处的旁边);罗经柜也挪动了地方;罗经也打碎了。”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应该从人为的错误的乱麻中分离出来的情况,是穆尔豪斯与布里格斯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一点上,基廷并没有胡编。还是让我们听听汉森·W·鲍德温是怎么说的:“布里格斯与穆尔豪斯是老朋友,他们在世界上许多港口相遇过。穆尔豪斯是他的那条船的股东之一,有时带夫人上船。两人的夫人也是好朋友。”

    在此情况下,是否应该选择上述解释中的一种?肯定不行。1905年去世的穆尔豪斯船长,他的儿子哈里和布里格斯的侄子科布医生都坚持认为,“天玛丽号”是在慌乱之中被遗弃的,“很可能是担心货舱里的酒精爆炸”;穆尔豪斯和科布医生两人认为,那些登上救生艇的人,肯定都葬身鱼腹了。

    科布医生1940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介绍了布里格斯一家的生活状况,书名为《玫瑰村舍》。他在书中阐述了他对事情经过的看法。他的解释完全以具体事实为根据,因此将其转抄如下:

    “多年以来,我一直责备船长没有找到一种能作为拖缆和能将小艇固定在船上的缆索。目前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虽然事情十分明显,但是,没有一个人明白,当时是用吊索作为代用品的。证词说,当时并没有注意缆桩或栏杆的拖缆,这说明,问题的这一方面曾被人研究过,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但是,当德沃先生想升起大帆时,他找不到吊索。一位水手说:‘吊索已经失踪。’另一位水手说:‘吊索断了,也不见了。’如果说断了,总会剩下一段的。令人奇怪的是,德沃先生,穆尔豪斯船长以及任何一名水手都没有明白,吊索已经被当作拖缆使用了。”我的解释如下:

    “公元1872年11月24日下午,布里格斯船长担心船上装的酒精爆炸,将他的夫人和女儿送到救生艇上。陪同前去的有理查逊先生和一名照顾他们的水手。另一名水手负责使救生艇同船体保持距离。吉林先生(二副)和第三名水手卸下吊索作为拖缆使用,第四名水手大概负责掌舵。”

    “船长下到舱里去取船钟,六分仪和船上文件。厨师搜集了一些食品放到救生艇上。他肯定将做好能吃的食品都拿走了,因为人们在‘天玛丽号’上没有发现做好了的食品。此时,发生了一起小爆炸,使货舱的盖子揭开并滚到甲板上。船员们赶紧撤走。掌舵的人试图取下罗经柜上的罗经,可能是船长叫他取下来的。结果,罗经柜给挪动了地方,罗经也给打碎了。”

    “在此期间,船的右舷机械部分因刮南风而出现故障,第二层帆与前桅帆被挡住了,所以船几乎不能动弹。也许风力不算大,大帆退了下来,因此,吊索就空出来可以当拖缆使用了。也许,吊索被救生艇的凸隆部分撞了一下。人们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大船。”

    “我认为,就在这个时候,北方刮来一股风,船帆胀满,使船体向东方移动。于是拖缆被拉紧了,因为它被拴在装得满满的一动也不动的救生艇的另一端。吊索是从斜桁上被固定的上方拉过船壁上被揭掉木板的地方(揭掉木板是为了让救生艇下水方便)。这样,吊索通过某一个尖棱时就形成了一个锐角,也许就这样被割断了,结果使小艇一下漂流出去约有120米。”

    “即使风力不大,但是胀帆的大船一定比划桨的小艇走得更快。穆尔豪斯船长说:‘他们在小艇上肯定像疯子一样划桨’。如果当初索利·弗勒德先生问那个曾经说吊索已经断了而且也失踪了的水手:‘吊索跑到哪里去了?剩下的部分有多长?’那么,他一定会得到一项至关重要的资料,这项资料将会使研究中产生的疑点全部消失。”

    “多少年来,没有任何人谈起吊索被当成拖缆使用这一明显事实,这实在是咄咄怪事。”

    “我并不奢望我的理论解开了所有的谜。但是,我坚持认为,所有上述论点均以眼见的事实为根据。两截3至5米长的绳子本来应该成为解开整个谜的关键。”

    难道这就是“天玛丽号”之谜的真相?说句老实话,这也只能是一种假设。

    我似乎觉得,这个假设没有考虑到事件的最令人吃惊的一个方面,即穆尔豪斯与布里格斯之间的友情。在茫茫大西洋上,恰恰是“代格拉茨亚号”发现了被抛弃的“天玛丽号”,这实在是太叫人感到古怪了。

    确实,索利·弗勒德检察长对德沃是否老实早有怀疑。1931年,哈罗德·T·威尔金斯先生在《展望季刊》上,又重新提到了上述怀疑。汉森·W·鲍德温一劳永逸地排除了这些怀疑。他不能相信,穆尔豪斯和他手下的人,为了领取救援奖金,会杀死布里格斯及其手下人,也不相信穆尔豪斯与布里格斯两人共同策划了这一事件;因为“两人之间友情深厚,大家对他们的过去也十分了解,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奖金又少得可怜。所以,上述解决办法,说得轻一点,至少是经不起推敲的。要说德沃犯下隐瞒或撒谎罪,也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谜依然存在。有10个人上了“天玛丽号”,这10个人又统统失踪了。也许,人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遭遇了什么事情……

    【注释】

    (1)萨瓦,法国东南部省份。

  • 《每天读点世界历史》之数学史上的里程碑:牛顿研究出微积分

    数学史上的里程碑:牛顿研究出微积分

    牛顿(1642~1727),伟大的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1642年12月25日(格里历1643年1月4日)生于英格兰林肯郡格兰瑟姆附近的伍尔索普衬,1727年3月20日(格里历3月31日)在伦敦病逝。1661年入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校时受教于I.巴罗,同时钻研伽利略、J.开普勒、R.笛卡儿和J.沃利斯等人的科学著作,其中笛卡儿的《几何学》与沃利斯的《无穷算术》(1656)对牛顿数学思想的形成影响尤深。1665年,获文学士学位。随后两年在家乡躲避瘟疫。这两年里,他制定了一生大多数重要科学创造的蓝图。1667年回剑桥后当选为三一学院院委,次年获硕士学位。1669年,继巴罗任卢卡斯教授,一直到1701年。1696年任皇家造币厂监督,并移居伦敦。1703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705年,受女王安娜封爵。他晚年潜心于自然哲学与神学。

    牛顿在数学上最卓越的贡献是微积分的创建。17世纪早期数学家们已经建立起一系列求解无限小问题(诸如求曲线的切线、曲率、极大极小值,求运动的瞬时速度以及面积、体积、曲线长度、物体重心的计算等)的特殊方法。他超越前人的功绩在于:将这些特殊的技巧统一为一般的算法,特别是确立了微分与积分这两类运算的互逆关系(微积分基本定理)。

    据牛顿自述,他于1665年11月发明正流数(微分)术,次年5月创反流数(积分)术,但当时他只是以手稿形式在朋友中传播自己的发现。1669年,牛顿写成第一篇微积分论文《运用无穷多项方程的分析》交皇家学会备案(1711年出版)。他在该文中称变量的无限小增量为瞬(moment),以此为基础求瞬时变化率,并反用于求积,但没有采用流数形式。流数方法的系统叙述是在《流数术与无穷级数》一书中给出的,该书完成于1671年,出版于1736年。

    无穷级数是牛顿微积分的基本工具。牛顿早在1664年冬已将二项定理推广到有理指数情形,并于1676年6月致皇家学会秘书H.奥尔登堡的信中首次公布了这一发现。他同时获得了三角函数、对数函数等的级数展开。

    1687年,牛顿在E.哈雷的敦促和帮助下发表了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原理》从作为力学基础的定义和公理(运动定律)出发,将整个力学建立在严谨的数学演绎基础之上。他在《原理》中对微积分基础坚持给出不同的解释,说明了他对微积分基础所含困难的洞察和谨慎态度。但《原理》中对微积分命题的叙述和论证采用了几何的形式,这成为牛顿微积分学说的一个弱点。

    牛顿另一部著作《广义算术》(1707)包含了他在代数学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如次代数方程根的次幂和的著名公式、实系数方程虚根成对的证明等。以牛顿的名字命名的代数方程数值求根法则则出现在他的著作《流数术》中。除微积分和代数外,牛顿在数学上的贡献还涉及数论、解析几何、曲线分类、变分法乃至概率论等众多分支。

  • 《每天读点世界历史》之代替人脑的计算工具:达·芬奇的计算器

    代替人脑的计算工具:达·芬奇的计算器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的大脑逐渐具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这就是把直观的形象变成抽象的数字,进行抽象思维活动。正是由于能够在“象”和“数”之间互相转换,人类才真正具备了认识世界的能力。

    在数的概念出现之后,就开始出现了数的计算。计算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来进行,人类最初的计算工具就是人类的双手,掰指头算数就是最早的计算方法。一个人天生有十个指头,因此十进制就成为人们最熟悉的进制计数法。

    由于双手的局限性,人类开始学习用小木棍、石子等身外之物作为计算工具。在拉丁语中,“计算”的单词Calculus,其本意就是用于计算的小石子。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学会了使用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计算工具,计算方法也越来越高级。

    计算工具的源头可以上溯至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中国人发明的算筹是世界上最早的计算工具。在大约六、七百年前,中国人发明了更为方便的算盘,并一直沿用至今。许多人认为算盘是最早的数字计算机,而珠算口诀则是最早的体系化的算法。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达·芬奇,在科学方面的造诣丝毫不亚于其艺术成就,他很早就提出过计算工具的设想。后人在达·芬奇的手稿中,发现了关于机械式计算工具设计方案的记录,根据达·芬奇的手稿仿制出了机械式计算器。

    1621年,英国人冈特发明计算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模拟计算工具。17世纪的文献详细记载了冈特发明这种计算工具的过程。

    1642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思想家帕斯卡发明加法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机械式计算机,其原理对后来的计算机械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德国科学家希克尔德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上真正的第一台计算机的发明人,后人在他的手稿中发现了他对计算机的设计草图和详尽的文字描述,并在1960年根据其方案成功仿制了一台机械式计算机。

    1673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发明乘法机,这是第一台可以运行完整的四则运算的计算机。莱布尼兹同时还提出了“可以用机械代替人进行繁琐重复的计算工作”的伟大思想,这一思想至今鼓舞着人们探求新的计算机。

    1822年,英国数学家巴贝奇发明差分机,专门用于航海和天文计算。这是最早采用寄存器来存储数据的计算机,体现了早期程序设计思想的萌芽。第一台差分机从设计到制造完成,花费了整整十年。巴贝奇采用了三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装置:保存数据的寄存器(齿轮式装置);从寄存器取出数据进行运算,乘法以累次加法来实现的装置;控制操作顺序、选择所需处理的数据以及输出结果的装置。

    1888年,美国人赫尔曼·霍勒斯发明了制表机,它采用穿孔卡片进行数据处理,并用电气控制技术取代了纯机械装置。这是计算机发展中的一次质变。以穿孔卡片记录数据,体现了现代软件的思想萌芽。制表机公司的成立,标志着计算机作为一个产业初具雏形。

    霍勒斯于1896年创立了制表机公司,1911年该公司并入CTR(计算制表记录)公司,这就是著名的IBM公司的前身。1924年,托马斯·沃森一世把CTR更名为IBM。

    电子二极管和三极管在20世纪头几年相继问世。真空电子二极管的发明使人类打开了电子文明的大门,而电子三极管的发明及其放大原理的发现,标志着人类科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子时代。

    1938年,德国科学家朱斯制造出Z-1计算机,这是第一台采用二进制的计算机。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朱斯先后研制出采用继电器的Z-2、Z-3和Z-4。Z-3使用了2600个继电器,它在1944年美军对柏林进行的空袭中被炸毁。

    1943年,英国科学家研制成功第一台“巨人”计算机,专门用于破译德军密码。“巨人”算不上真正的数字电子计算机,但在继电器计算机与现代电子计算机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

    第一台“巨人”有1500个电子管,5个处理器并行工作,每个处理器每秒处理5000个字母。二战期间共有10台“巨人”在英军服役,平均每小时破译11份德军情报。

    1944年,美国科学家艾肯在IBM的支持下,研制成功机电式计算机MARK-1。MARK-1外壳用钢和玻璃制成,长15米,高2.4米,自重31.5吨,使用了15万个元件和800公里电线,每分钟进行200次运算。它取消了齿轮传动装置,以穿孔纸带传送指令。灵感来自一个世纪以前巴贝奇留下的思想精华。

  • 世界历史17大谜末代沙俄公主的悲惨岁月

    罗曼诺夫家族的最后几个人在同一天夜里死在叶卡捷琳恩堡的地窖里。但是……

    公元1920年2月的柏林,那是一个又潮湿又寒冷的黑夜。沿着边界运河,稀少的行人竖起衣领,手插在口袋里,匆匆忙忙赶路。可以猜想到,在石头栏杆下面,是黑色的、肮脏的河水。水面上不时闪烁着煤气灯的光亮。

    突然,在本德勒桥附近,发出一声惨叫。然后,传来钉有铁掌的皮鞋在石板路上奔跑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口哨。最后,便听见有人往水里跳。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水面钻出来。他浑身湿淋淋的,手上抱着一位昏迷了的妇女。这位男人是一名警察班长。那个女人,就是2月17日这天晚上想“自尽”的人。

    她是谁?人们将她送到最近的警察局去。她醒了过来。她在别人扔给她的被子下面发抖,瞪眼看着警察们。但是,她对他们又好像视而不见。她显然比较年轻,眼珠发亮。脸呈三角形,头发因泡了水,直挺挺地分成了几绺。

    人们询问她的姓名和住址,她不说话。人们感到奇怪,继续问她。她还是不说话。警察们的任何一个问题均未得到答复。人们搜寻堆在地板上直淌水的破烂衣服,也没有找到任何身份证件,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这位绝望的女人是谁和她为什么不想活下去的线索。

    如何处置这个陌生女人?警察们决定将她送到伊丽莎白医院去。在那里,她对医生和医务人员也同样拒不开口。对于人们对她说的一切,大家对她表示同情或表示友好的话,她只是脾气烦躁地用通俗带有外国口音的德语回答一两个字。一位医生为了“讨好”她,问她是否应该把她的未婚夫叫来,她高声说:

    “大夫,你肯定不了解情况吧!”

    3月27日,医生宣布她患有“忧郁症”。不言而喻,如果将她放了,她会再次自杀的。

    3月30日,她被转送到达尔德夫精神病院。5月30日,一位精神病科医生给她看病后,估计她年纪约26岁至30岁。他设法与她交谈,但未能使她从令人奇怪的缄默中解脱出来。她是谁?她拒绝说出这一点。

    她就这样在达尔德夫精神病院住了下来。她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周,几个月,以至好几年。她整天坐在一个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当她躺下时,她总是用被子盖住脸。

    有一位见证人是这样概括医生与医务人员对这个陌生女人的看法的:

    “女病人有时间与空间的概念,给人的印象是惶恐不安……毫无疑问,她对生活是厌倦了,因此拒绝进食,只有强迫她吃东西。她讨厌同陌生人接触……不过,她待人总是客客气气,给人以受过良好教育、很有修养的印象……”

    如果有人想给她照相,她马上就惊醒过来,拼命挣扎,故意扭过身子,只有强迫她在镜头前不动。

    不过,她好像也慢慢驯服了。她也能对医院的修女说几句话了,当然说的是德语。一位女病人博得了她的信任,她就是第四病房、第二科的同房女病友,名叫玛丽·科拉尔·普塞尔特。陌生女人同这位病友进行了名符其实的谈话,当然,谈话仍用德语。普塞尔特小姐在俄国革命前曾在俄国当过裁缝,是被迫害妄想症患者。不过,她的病情痊愈已指日可待。

    10月底的一天,两位病友在房间里闲聊。一位护士借给她们一本《柏林画报》。陌生女人开始翻阅画报。突然,她被吸引住了。她用异常的目光注视着俄国三位大公女儿的照片。图解说:“这是大公女儿们被押期间所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左为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传闻她在皇帝家族被屠杀时逃走,目前住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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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七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就在这一时刻,普塞尔特小姐越过伙伴的肩看过去。她大吃一惊,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年轻的妇人对任何事情有过这样大的兴趣。普塞尔特小姐马上惊叫起来:

    “我知道你是谁了!”

    女病人吓坏了,将一根手指塞进她的嘴里,说:

    “别吱声!别吱声!”

    但是,普塞尔特小姐无法不吱声了。她认为已经不再有怀疑:陌生女人不是别人,就是俄国大公女儿之一,就是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死里逃生的女儿。使她坚信这一点的是,她发现她的病友与三位大公女儿中的一个长得酷似,这位大公女儿的照片就登在《柏林画报》上,那是场可怕的悲剧发生前的最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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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八 末代沙皇全家合影

    1918年7月16日至17日夜里,在乌拉尔小城叶卡捷琳恩堡,俄国皇帝一家呆在专门为他们设置的监狱里,即商人伊帕基耶夫家里。

    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不久,在1917年3月15日,皇帝一家被关押在察伊科耶塞洛。5个月之后,人们又将这些犯人解送到托博尔斯克。1918年5月,又将他们送到叶卡捷琳恩堡。

    时间慢慢过去,显得那么漫长,压抑得使人痛苦不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月16日,在这一天夜里,在半夜12点至凌晨1点之间,一队武装人员突然冲进了伊帕耶夫家里。他们的头领是尤罗夫斯基政委,他是看守这幢房子的警察与士兵们的头头。

    他们命令这所房子里的人下到地下室一小房子里去。过了一会儿,11个人就全挤在一个小地窖里,又冷又怕。他们是:怀里抱着儿子的沙皇;皇后;4位大公的女儿:奥尔加、塔吉扬娜、玛丽亚、安娜斯塔西娅;沙皇的医生布特金;女佣人德米多娃和两名忠实的仆人。

    人们一点也不耽搁,尤罗夫斯基将手枪对准尼古拉二世。他高叫:

    “你手下的人想救你出去,但是没有成功。我们只好枪决你。”

    他已经扣动了扳机,尼古拉二世倒下去死了。在可怕的尖叫声中,枪响了20多下。之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地下的血流了一大片,11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尸体尚有余温,就被扔到一辆卡车里,运到城外25公里的科帕基树林里。卫兵们在一处林中空地上,将尸体切割成块,将硫酸泼在切割开的四肢上,之后倒上汽油,点火烧了。

    烧剩下的部分则扔进灌满水的废矿井里。衣服也烧了。烧衣服留下的灰烬也扔进井里。

    几天之后,白俄又夺回了叶卡捷琳恩堡。索科洛夫法官负责对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属之死进行调查。他收集了大量的证词与资料,证实了我们刚刚叙述的无可辩驳的事实经过。

    另外有两人也参加了调查,他们是驻俄国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罗伯特·威尔斯顿和前沙皇儿子的家庭教师皮埃尔·吉亚尔。从他们从整个叙述中,可以得出下列明确结论:安娜斯塔西娅没有在扫射中死去。罗伯特·威尔斯顿后来发表的士兵雅米科夫的证词说:“在沙皇一家人中,只有安娜斯塔西娅是被刺刀扎死的。”皮埃尔·吉亚尔则写道:“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只是受了伤,凶手走近时,她高声尖叫,结果被刺刀捅死。”

    但是,索科洛夫在那可怕的井里进行了挖掘。他在井里发现了两个女拖鞋扣环,上面镶有宝石,还发现了别针、揿钮、13枚珍珠、两枚小金环和一些黄玉块。最后,还有6个妇女胸衣撑和6个裙撑。然而,在伊帕基耶夫的地窖里,确实有6具女尸:皇后,4名大公女儿和他们的女佣人德米多娃。

    上述细节对普塞尔特小姐并不重要,她已经认出了她的那位大公女儿,她觉得这已足够了。不过,安娜斯塔西娅事件也从她这里开始了。事实上,普塞尔特小姐是在1922年1月20日离开达尔德夫的。没有几周,她在柏林的俄罗斯教堂碰见了施瓦贝上尉,他是俄国移民,原来属于皇太后重骑兵团的。她同他谈到与她住在达尔德夫精神病院同一房间的那个陌生女人,他对她发现的相似之处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施瓦贝先生十分感动,于3月8日到了达尔德夫。4天后,他又带了4名俄国移民回来,其中有泽奈德·托尔斯泰夫人和她的女儿。陌生女人见他们进来,想把脑袋藏起来。托尔斯泰母女温和友好地向她提出问题,她拒不回答,而且她哭了起来。她哭哭啼啼……结果没有问出任何情况。

    在此次见面之后,托尔斯泰夫人和她的女儿宣称她们认出了大公女儿塔佳纳。其他俄国移民也蜂拥而至,纷纷来到达尔德夫精神病院。在柏林的俄国人当中,人们越来越气愤:能将这位可能是末代沙皇的女儿扔在精神病院不管吗?原俄国的县警察局长克莱斯特要求将陌生女人接到他家里去住。他得到批准,于是少妇于1922年3月22日离开了精神病院。

    克莱斯特男爵渐渐取得了这位神秘少妇的信任。首先。他设法让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一些俄国移民根本不认识她,另一些俄国移民认为她是塔吉扬娜或者是安娜斯塔西娅。克莱斯特在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名字:塔吉扬娜和安娜斯塔西娅,他要求少妇指出哪一个是她的名字。她的手指放在安娜斯塔西娅上。

    后来,少妇终于对克莱斯特讲述了下列经过:

    “在叶卡捷琳恩堡的伊帕基耶夫家里,当屠杀开始时,我就躲在姐姐塔吉扬娜的背后,她当场被打死。之后,我也受了伤,失去知觉。当我醒来时,我躺在一名士兵家里。是他救了我的命。他名叫亚历山大·察伊科夫斯基。我同他一起到了布加勒斯特。1918年末,我有了一个儿子,我同亚历山大·察伊科夫斯基1919年1月18日正式结婚。当年8月,我的丈夫在布加勒斯特的一条街上遭到枪击,3天后死去。”

    少妇还说,可以通过她留在婆家的她那带有缩写字母的内衣和她那被子弹打透了的外衣来证明她的身份。

    后来,她又提供了其他细节。她是同察伊科夫斯基全家——父母和两兄弟——一起逃出俄国的。她在布加勒斯特生的儿子叫阿列克塞。因为将珠宝缝在她的衣服里带出来,她与察伊科夫斯基一家人才能在罗马尼亚活下来。

    丈夫死后,她决定去柏林,因为她的姑妈和她的教母、普鲁士的伊雷妮公主就住在柏林。她同内兄弟谢尔盖·柴柯夫斯基一起出发。到达德国首都后,她突然自惭形秽,不敢去见姑妈伊雷妮,因为她身为俄国公主,却被一名普通士兵破了身子,又有一个私生子……一天晚上,她同谢尔盖一起离开了旅馆。她漫无目标地向前走去,她沿着一条运河踽踽而行。黑色的河水不可抗拒地吸引了她,她跳进河里。

    察伊科夫斯基夫人——报纸上这样称呼她——的故事在整个欧洲迅速传开了。她说的是真话吗?其中是否有诈?诈骗者肯定对罗曼诺夫家族的财产垂涎已久,因为人们传说这笔财产存在英格兰银行里。也许,这个女人只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世界各地的人都提出了这一问题。

    大家极为关注的这个人是一位可怜的长期病号。因患有骨结核,她被迫不断进行治疗、疗养和动手术。1925年,一位俄国籍的巴尔干女难民拉特赫列芙对她寄予同情。她认为这个女病号绝对诚实可靠,因此对她关怀备至。与此同时,她又搜集她所保护的女人身份的有关资料。后来,她出版了一本巨著,名叫《安娜斯塔西娅?关于尼古拉二世沙皇的最年幼女儿的生死调查》。拉特赫列芙夫人的结论毫不含糊:察伊科夫斯基夫人无疑就是阿纳斯塔西娅大公女儿。

    但是,当此书发表时,“假定人”到美国已经一年多了。俄国的克谢尼娅公主——后来成了利兹夫人——邀请她前去美国。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在美国起了一个美国人好念的名字:安德森夫人。但是,这位女病号仍保留了她那不合群的性格。后来同利兹夫人闹翻了,于1931年回到了德国。

    在德国,她住在扎克斯——阿尔滕堡亲王为她提供的在黑森的一处房子里。她住的这所房子四周有高耸的围墙,围墙上有铁丝网,还有狼狗日夜巡逻。1968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她再次去美国,在那里,她也许找到了个人幸福:她结婚了。安德森夫人的美国丈夫从年龄讲可以当她的儿子。但他坚信自己娶的是一位大公女儿。

    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事件重新成为热门话。人们又写了不少关于她的文章。但时常是乱写一气,有时甚至是胡说八道。

    然而,这一事件可以归结为赞成与反对这两大类的论据,这些论据就构成了“安娜斯塔西娅案件”。

    论战时,人们常常将这些论据歪曲了。所以,我们在下边叙述时,仅仅重述了严格的史实,去掉了所有修饰部分。

    显然,首先应了解,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从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客观可能性如何。

    按官方说法,沙皇一家人在叶卡捷琳恩堡屠杀中全部丧生,但是,也绝不排除,沙皇的其中一个女儿可能会死里逃生。根据可靠的资料,在沙皇的女儿中间,只有安娜斯塔西娅是被刺刀扎死的。人们曾举例说,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些人被枪决,人们以为他们死了,可是后来他们又活了下来。我本人就认识一位巴黎治安警察,他在解放时期被德国人枪决,但他还一直活着。钢琴家阿兰·罗曼也有同样的遭遇。但是,在此情况下,“死里逃生者”身上不可避免地要留下枪伤。有两位证人告诉我们,安娜斯塔西娅是被刺刀捅死的。因此,安德森夫人应表明她身上留有刺刀的伤痕才对。在当时,此案的情况十分特殊,责任十分重大,无法想象,执刑的人不把事情干完就草草收兵。然而,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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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九 安娜斯塔西娅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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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十 末代沙皇的五个子女(从左至右):塔吉扬娜,安娜斯塔西娅,阿列克谢,玛丽亚,奥尔加

    安德森夫人作过好几次身体检查。对此,伯诺埃费尔教授可以作证:在头骨上,没有发现任何严重的外伤痕迹。在右耳后面,有一条2至3公分的狭长伤口,下面的骨头上似乎也有一道与伤痕相吻合的痕迹。在用手抚摸头上的有头发的部位,没有发现任何变形之处或任何说明头骨过去受过重创的特征。拍x光片的结果,也未发现头骨受过伤害。

    诺贝尔大夫也证明:她的左筛骨、左臼齿与左蝶骨有阴影;缝间骨似乎稍稍变形;右耳道上方有阴影;上颌骨和下颌骨有缺陷;缺了几颗牙齿。

    艾特尔夫人也证实:她左手中指偏向食指的部位有一长道伤痕,约2公分长,这是来自儿童时代的伤疤,使这个手指不能弯曲。右耳后,可以看见一条表皮伤痕。右脚大脚趾严重变形。

    作为有可能被刺刀刺伤的痕迹,安德森夫人身上只有两处,一处是右耳后面,另一处是左手中指,每处伤痕只有2至3公分长。而且,关于手指上的伤疤,安德森夫人自己解释说,那是在俄国时,她的手被汽车门挤压造成的。也就是说,她自己承认这一伤疤不是在叶卡捷琳恩堡留下的。我们只能这样设想:执行者为了杀死她,只用刺刀在她右耳后轻轻一划。如今,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们举出她身上某些伤疤,特别是肘部的伤疤,声称那就是屠杀后留下的。其实,那只是她在德国期间作骨结核手术时留下的伤疤。对此,格雷夫医生的手术报告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那些所谓被枪托打掉的牙齿,实际上是陌生女人在达尔德夫精神病院时,应她本人的要求,医生给她拔下来的。再说,当时留下的陌生女人的颌骨草图也表明,牙齿缺少的情况是不整齐的,即每隔两颗牙缺一颗或每隔三颗牙缺两颗牙。要造成这一结果,执刑者必须用特别小的枪托,甚至是玩具枪的枪托去揍她,而且揍的时候,又得像牙外科医生那样小心准确。

    我们已经知道,安德森夫人在达尔德夫时为什么要拔掉一些好牙。她向一名护理人员透露,她想使自己“让人认不出来”(详见达尔德夫病院病人病历)。

    第二个问题:安德森夫人是不是存心骗人?对此,可以给予否定的答复。甚至连这位“假定人”的反对派也承认她是诚实的。阿纳斯塔西娅的姑妈奥尔加大公夫人在1927年写道:“她给我的印象是,她真正觉得自己就是安娜斯塔西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皮埃尔·吉亚尔是威斯巴登诉讼案件的主要“反对派”,他也承认:“我们似乎觉得,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对她,我们深表同情)的确认为,自己就是安娜斯塔西娅。”

    好几位医生与神经科医生为安德森夫人看过病。他们的绪论可以概括如下:她的病情说明,她没有任何故意说谎的症状。洛塔尔·诺贝尔医生断言:“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故意装成另一个人时,像这位女病人现在这样的表现,即几乎不采取任何主动去完成预定计划,这是很难令人置信的。”(见1926年报告)。萨阿特霍夫医生也在1927年12月表示坚信,这个陌生女人故意去装成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伯诺埃费尔教授的意见也是如此,即她不可能去故意骗人。艾特尔医生也认为,“未发现她有癔病,欺骗症或记忆丧失症的病。”

    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们指出,“柏林陌生女人”一案与过去的典型骗子不一样,例如,同那些假路易十七就不一样。他们在某一天公开露面,就立即高喊:“我是路易十七!”这里情况绝然不同。是一些外国人,一些白俄人得到了普塞尔特夫人的消息后,来到达尔德夫精神病院,希望能认出俄国的大公女儿。陌生女人从未声称自己是大公女儿。当别人同她讲话时,她只是躲在一边哭泣。在很长的时间里,她拒绝回答向她提出的任何问题。只是到了后来,克莱斯特男爵取得了她的信任之后,她才终于“承认”她的名字叫安娜斯塔西娅,后来又接着承认她是尼古拉二世的女儿。支持者们指出,“这一过程与通常骗子的作法完全矛盾”。

    安德森夫人的反对者们反驳说,事情一开始就显得怪谲,这正好说明她是“故意骗人”。有一天,达尔德夫的女病人看见一些她不认识的人走进她的房间,而且他们显得十分激动。一份报告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两位夫人哭泣着向她出示了一些小圣像,一些照片,在她耳朵边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女病人什么话也没有说,看上去十分激动,痛哭流涕。安德烈耶夫斯基向她讲话时,称她为殿下,这好像使她感到特别吃惊……”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环境,一种气氛。在后来的探视过程中,有些人向女病人直说她就是安娜斯塔西娅或塔佳纳,奇迹般地从屠杀中幸存下来。反对派们解释说,于是这在她的脑子里渐渐形成了概念。这位遗忘症患者把自己的身份“扔”在边界堡垒运河里去了,此刻她又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帷幕揭开了,她就是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她那可怜的大脑就开始胡编了。因为一开始,在同情者去向她大发慈悲,帮助她“找回记忆”之前,她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或者几乎都是假的!例如,1918年3月,她仍同父母住在一起,她怎么可能在1918年12月5日,即9个月之后,突然生下了她的救命恩人察伊科夫斯基的儿子?士兵察伊科夫斯基最早也只能在7月下半月“利用她的昏迷状态”对她作了手脚。

    另外,在安娜斯塔西娅的姑妈、罗马尼亚王后玛丽的支持之下,进行了十分缜密的调查,旨在发现这位“假定人”在布加勒斯特的足迹。人们又去寻找亚历山大·察伊科夫斯基丧命的巷战地点。在那个时期,事实上没有发生过任何巷战。关于陌生女人的儿子,小阿列克塞的命名仪式,人们又询问了所有的教士,结果还是一样:没有任何人记得,也没有任何线索。

    最后,当沙皇全家都被剥光衣服,而且安娜斯塔西娅的胸衣也被扔进科帕基树林的废矿井里之后,安娜斯塔西娅又怎么可能带走她在叶卡捷琳恩堡之夜穿的衣服?我们要提醒注意,索科洛夫法官在矿井里发现了6件胸衣撑,这说明在叶卡捷琳恩堡的地窖里,有6名女人。

    如果要接受安娜斯塔西娅被人救走的说法,就要承认下列假设:在人们把尸体扔到卡车上,把尸体的衣服脱下来之后,在将尸体切割成数段,烧掉之前,一位陌生朋友将尸体换过了。也就是说,他要在15名红军士兵的眼皮底下,在那个红军来回巡逻的狭小地方,将裸体尸首用另一具尸首对换过来。还要提醒的是,安德森夫人说,她与她的救命恩人是靠变卖缝在她衣服里的珠宝才活下来的。

    那么,陌生女人讲的语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圣彼得堡,大公女儿的俄语说得很好,那是她的母语,英文说得不坏,法语则说得蹩脚,只会说几句德语。人们通过皮埃尔·吉亚尔透露的情况得知,安娜斯塔西娅和大公女儿们向克莱因贝格学习德文。皮埃尔·吉亚尔叙述说:“克莱因贝格同我在教外语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大公女儿们除了我们上课之外,没有其他机会讲德语与法语,因此,她们从不讲德语,讲法语时也是结结巴巴。”

    布克霍埃弗登男爵夫人是宫中女官,从1913年到1918年一直陪伴沙皇一家人,只是在叶卡捷琳恩堡屠杀前6个星期,才离开他们。关于安娜斯塔西娅,她指出:“她只会讲几句德语,而且说起来时,又带上浓重的俄国口音。宫中仆人沃尔科夫的证词也是如此。然而,当陌生女人于1920年到达达尔德夫精神病院时,她虽然有外国口音,但德语讲得相当流利。例如,她说:‘大夫,你也许不了解情况。’然而,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到柏林也才有几天时间。这以前,即出逃之后,她一直同察伊科夫斯基一家人生活,而这一家人是讲俄语或者讲波兰语的。她在哪里、在何时学会了讲如此流利的德语的?”

    陌生女人的支持者们在1925年声称,他们的“假定人”是在呆在柏林的病院与医院的长时间的过程中学会德语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基本事实:她一到达尔德夫时,她就能听懂德文,能讲德文,也能看懂德文。人们一般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像叶卡捷琳恩堡屠杀这样大的刺激,会导致记忆力丧失症。但是,不幸的是,记忆力丧失症只会导致忘掉某种语言;无论如何,记忆力丧失症不会让人学会原来不懂的语言。

    关于俄文,在20世纪20年代,陌生女人似乎能听懂,但不能讲。“她似乎既不懂法文,又不懂英文”,尤索波夫亲王的证词就是这样说的。艾特尔医生在1926年也证明:“女病人现在自己要求学习英文。”现在,她能听懂并能流利地讲上述语言。差不多50年过去了,记者维克·范斯先生于1960年11月遇见她,她用英文同他讲话。他自然地记下了下列感想:“那是她脱口而出的话,而且是用英文说的,声音很低。英文已经成了她说的第一语言,也是她唯一会说的语言。”人们就是这样来编写历史的。

    面对这一事件,人们的脑子里马上会出现一个念头:从1918年安娜斯塔西娅失踪到1920年陌生女人的出现,中间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大公女儿童年时代的许多见证人,在十月革命之后仍然活着。在如此重要的争论中,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将是正常的,必要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样做之后,问题也许会得到解决,而且是彻底的解决。人们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

    人们当然这样做了。

    但是,争论并未因此而结束。因为一部分证人支持察伊科夫斯基—安德森夫人的身份,另一部分人则指责这是骗局。

    让我们首先谈谈反对派。普鲁士的公主伊雷妮是安娜斯塔西娅的姑妈与教母,也就是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声称想去柏林寻找的但又无颜相见的人。她于1922年8月在格隆贝医生家里见到了陌生女人。她离开时,“坚信这个陌生女人不是她的侄女”。她在后来的证书上也是这么措词的。

    俄国大公夫人奥尔加是她的另一位姑妈,她于1925年10月末在蒙森疗养院拜访了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她是大公女儿们最喜欢的姑妈。1927年2月28日,她在证词中写道:“无论从身体外表,声音和性格方面讲,我均未发现她与我侄女安娜斯塔西娅有相似之处。”然而,奥尔加大公夫人绝不是事先就怀有敌意。见面的3个月之前,她还恳求皮埃尔·吉亚尔去看看陌生女人:“如果她真是那可怜的孩子呢?只有上帝知道!如果让她一个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这一切又全是真实的话,那将是极大的犯罪……求求你,尽早去看一看。”对于大公夫人奥尔加来说,结果使她非常失望。这样,她的不利的证词就更有分量了。

    前面我们曾提到,宫中女官布克霍埃弗登只是在叶卡捷琳恩堡惨案前6个星期才离开沙皇一家人的。她也于1922年3月12日到达尔德夫来探望陌生女人,也就是说,那时距她最后见到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才刚刚4年。她发现女病人与大公女儿之间的“外形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还具体说明:“她的眼睛与额头与大公女儿塔佳纳·尼古拉耶芙娜稍微有点相像。但是,一旦她的脸不再蒙上,这种相像之处就马上消失了。”

    皇后原来的仆人沃尔科夫于1925年6月2日与3日见到了陌生女人。当年,他一直陪同沙皇一家人到叶卡捷琳恩堡。他发表的声明也是毫无余地的:“她不可能是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

    持此意见的还有尼古拉二世的前侍卫官萨布林上尉与莫尔德维诺夫上校,菲利克斯·尤索波夫亲王,特别是皮埃尔·吉亚尔和他的妻子。我前面已经提到皮埃尔·吉亚尔这个名字,他是沙皇女儿的家庭教师,他从1905年秋天到1918年5月,一直同沙皇一家人共同生活。第一次大战之后,他与大公女儿们的女监护人亚历山德拉·特格雷娃结婚。大公女儿们亲切地称呼特格雷娃为“舒拉”。他们两人于1925年7月27日去“假定人”家中。他们一看,除了眼珠的颜色外,发现她与他们过去的女学生毫无相似之处。

    察伊科夫斯基夫人也没有认出她原来的老师和皮埃尔·吉亚尔夫人,还错把后者认成是“她的”姑妈奥尔加。人们指着舒拉再三问她:“她是谁?她是谁?”她只是低语:“她是我父亲最年幼的妹妹。”就在大约相同的时期,人们曾告诉她,“她的”姑妈奥尔加要来看她。所以,她既没有分辨出舒拉,也分辨不出姑妈。

    皮埃尔·吉亚尔先用法浯,后用英语,最后用俄语同她讲话。但是,这位女病人似乎一点听不懂。讲话只好用德语进行,而这恰好是安娜斯塔西娅小时候一直不愿学的语言。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次谈话更让人失望的了。但是,吉亚尔夫妇一直努力不流露出任何敌意,他们竭力取得陌生女人的信任。

    皮埃尔·吉亚尔和他的夫人向察伊科夫斯基夫人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这位前家庭教师说:“女病人连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

    几年之后,即1929年,这次见面的结果发表了。那是一本证据确凿的书:《冒名的安娜斯塔西娅,自称是俄国大公女儿的女人之故事》。皮埃尔·吉亚尔在书中同前彼得格勒重罪法院院长康斯坦丁·萨维奇合作,试图揭穿这一骗局。

    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几乎一致地拒绝承认安德森夫人。首先,安娜斯塔西娅的祖母玛丽·菲奥多罗芙娜太后就持此态度。这个家族声称完全相信普鲁士的伊雷妮公主、奥尔加、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公夫人、布克霍埃弗登男爵夫人以及皮埃尔·吉亚尔先生和夫人的证词,因为他们曾同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朝夕相处。对于沙皇的孩子们的牙科医生科斯特里茨基先生的证词,沙皇家人也十分重视,这位医生于1918年在托博尔斯克为安娜斯塔西娅进行了最后一次诊断,他还保存了安德森夫人的上、下颌骨的石膏模子。他证实,根据这些模印可以断定,“这些牙齿的模印和颚骨的形状,与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的牙齿与颚骨结构毫无相似之处”。

    当然,俄国的克谢尼娅公主承认了安德森夫人,而且还于1928年在美国接待了她。应该说明,克谢尼娅是1914年春天,即她本人10岁半时离开俄国的,当时安娜斯塔西娅也就11岁半。当然,俄国安德烈大公也承认了安德森夫人,而且这一承认已经被人充分地加以利用。但是,大公未见本人之前,就宣布相信她,因此,他所采取的立场能有多大的价值呢?再说,大公本人也是在第一次大战前就离开了俄国。他后来同一位著名的舞女的婚事未得到承认,所以,他同沙皇家人的来往实际很少。他自1926年11月起,就相信此事为真。但是,仅仅到了1928年1月31日,他才见到安德森夫人本人。他写道,是因为“某些情况”使他“坚信”这一点的。但那是一些异乎寻常的证据,因为大公曾声称他是“通灵术”的忠实信徒。而且,安德烈大公去世之前,曾写信给大公夫人奥尔加,说他不再相信安德森夫人就是阿纳斯塔西娅了。公正地说,克谢尼娅公主和安德烈大公的证词没有任何价值,无论是法律界还是历史学家均不能以此为凭。

    因此,可以这样说,安德森夫人没有得到安娜斯塔西娅的家人中任何一位有资格成员的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指责沙皇家人居心叵测、变幻无常、讳莫如深等等,他们的目的是竭力防止安德森夫人被正式承认为沙皇的女儿,从而夺走末代沙皇存在英格兰银行的巨额资产。尼古拉二世真的拥有这些存款吗?最近,安德森夫人的最狂热的一位支持者格列巴·布特金写道,他有证据证明“沙皇确实在英格兰银行拥有存款,而且数目达1000万美元”。这完全是虚假的证据。人们现今已经知道,沙皇存在外国的款子已于第一次大战初期提回国内了。最近,一位俄国人士对我说,沙皇的行动出于爱国之心,后来好几家俄国贵族还以他为榜样。沙皇在国外只有一小笔存款,不到100万旧法郎,目前这笔钱存在德国,早被人民政权“冻结”了。

    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反对者们的观点就回顾到这里,它们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现在,应该去了解一下她的支持者的观点。

    虽然女病人患的全身性结核病使她身体十分虚弱,并且医生也证实她患有记忆力丧失症,但是,她仍然能回忆起某些往事。有好几次,她援引一些准确的简单的事实,使同她谈话的人相信,他们面前的女人就是真正的俄国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

    有一天,来访者奥斯滕·萨肯男爵当着她的面用烟嘴抽烟。他使用的烟嘴样子很怪,就像一个小烟斗。陌生女人突然激动起来,她好像认出那是他父亲尼古拉二世的烟嘴。来访者被问及此事时,透露说,这个异乎寻常的烟嘴是圣彼得堡一家商店为他专门制作的,而这家商店同时又制作了另一个同样的烟嘴上贡给沙皇。

    还有一件回忆:俄国医生鲁德涅夫教授于1914年宣战的那一天,陪同他的有一位同事沿着莫斯科的宫殿墙根往前走。突然,他接到一个纸团,那个纸团是从皇宫的一扇窗户扔下来的。后来,鲁德涅夫见到了陌生女人,就问她,宣战那一天她在干什么?察伊科夫斯基夫人笑了起来,说:

    “哦!说起来真叫人不好意思!我和我姐姐在干傻事:我们向行人扔纸团!”

    某些俄国移民在安德森夫人身上发现了某些相似的性格,所以毫不犹豫地承认了她。例如,沙皇的医生布特金大夫的女儿,梅尔尼克·布特金——布特金本人也同沙皇全家一道在叶卡捷琳恩堡被杀害——就庄严地声明,她认出了安娜斯塔西娅的五官,特别是眼睛、眉毛和耳朵以及身材和个头。梅尔尼克·布特金女士曾有机会在皇宫,特别是在儿童舞会上,见过大公女儿玛丽和安娜斯塔西娅。

    毫无疑问,在承认她的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原皇家卫队龙骑兵团的上尉菲利克斯·达塞尔。1958年,威斯巴登的法院详细地听取了他的证词。他的证词催人泪下。达塞尔先生患有急性哮喘症,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事实告诉给法官们。

    他叙述说,他于1927年去探望陌生女人,当时她住在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城堡,他本想去揭露她的骗局。因为他本人于1916年在加利西亚战场受伤,后来被送到察尔科耶塞洛医院治疗,而恰恰是大公女儿们负责照管这一医院。关于阿纳斯塔西娅的情况,他记忆犹新,他表示愿意将这些回忆说出来让其发挥作用。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在接待他时,对他说:

    “我将女病人接到我家里来,因为一切均证明她的确是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她小的时候,我只匆匆见过她两三次,所以,对于我的客人是否真与大公女儿相似或者说对于她的真实身份,我无法作出判断。但是,我知道,她属于整个社会。”公爵特别强调上面这一句话。“她身体很弱,左臂患有结核症,经常发烧。但是,即使发烧,她还是同一副模样。我的朋友以及我本人对她进行了详细观察,但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饱经忧患的可怜女人会给我们耍花招。这是不可能的……她很难伺候,有时真叫人受不了,甚至很粗暴。但是,她的态度明显地想表示:‘我是超越一切之上的人’,我只能来自我所来的地方,在那里,对于沙皇的每天任何一项小小的敕令,均不得有任何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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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十一 俄国末代四位公主(从左至右):安娜斯塔西娅,塔吉扬娜,玛丽亚,奥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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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十二 公主们的合影(从左至右):塔吉扬娜(立者),安娜斯塔西娅,玛丽亚

    达塞尔在得到洛伊希滕贝格公爵的同意之后,制定了下列作法:

    “我拟定一项计划,同公爵讨论之后,将马上付诸实施:我用纸条记下我回忆起来的医院生活细节,之后将纸条放在信封里贴好,内容不给任何人看,最后交给公爵封存。在接待几次来访之后,再将我所写的与女病人的说法相比较。这样,我们就拥有一种检查办法,并且利用这一方法,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当然,从严格的法律观点讲,这种方法也是无懈可击的。”

    但是,要等待女病人的病情稍稍好转一点才行。终于,有一天下午,达塞尔得知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将很高兴”在下午接见他与公爵,但是,她身体不太好,不能离开病床。因此,会见只能有几分钟。让我们再看菲利克斯·达塞尔是怎么写的:“一个女人躺在沙发上,被子一直盖到下颌,她用手绢捂着嘴。公爵用热情友好的语调对她说:

    ‘亲爱的孩子,我给你带来一名原来的龙骑兵。你不用起来,我们过一会儿就走。’”

    “我出于一种本能的驱使,向病床走了一步,一跺靴底立正,向她作自我介绍:‘殿下,龙骑兵团上校……’”

    “是的,我试图作自我介绍,但是,我只能低声念叨一些听不清的词句,无法说完一个句子,因为一只发抖的小手抬起来:她像过去一样,用同样的姿态打断介绍,那姿态也像过去那样充满权威性。我的目光朝她的眼睛看去,她盈眶的泪水,不自主地流到手绢上。”

    “我的面前是一张陌生的瘦削的脸,因神经质的抽搐而发抖,泪水涔涔而下。她的眼睛只有细微的皱纹……我看不见她的嘴,因为她那长长的白皙手指拿着手绢捂在嘴上。这两只手,这些手指……”

    “一股强大的激情通过她的全身。从躺着女人或者说躺着一个直视我的影子的沙发上,发出一股神秘的力量……”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张脸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这两只手,这些手指……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在向我倾诉,它们想抓住我不放。我离开了房间,在外面漫步了几个小时。到了晚上,我才回到自己房间,试着看几页书……”

    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见是在两天后进行的。这一次,达塞尔下了决心,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他故意同陌生女人谈到一些不准确的事实,以诱使她上当。

    此次女病人感觉好多了,也不那么紧张了,也可以说话了。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故意把话题引到察尔科耶塞洛医院。达塞尔谈到伤员可以打台球以消磨时间。他故意说这张台球桌放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

    女病人微弱的声音打断他的讲话,

    “不对!不在楼上,台球桌放在楼下,你记不起来了吗?”

    公爵与达塞尔两人面面相觑。之后,他们又不露声色地谈起大公女儿们几乎每天来医院探视。达塞尔声称沙皇儿子阿列克塞总是跟着姐姐们一起去。她再一次打断讲话,而且口气更坚决:

    “唉!你全忘了!我们每周只能去两三次,而且阿廖沙从来不跟我们一起去。”

    “是这样!”达塞尔回答,他心中十分激动。

    此时,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但他一点也不流露出来。他将一些照片给女病人看。她的目光落在一张照片上,说:“他是谢尔盖耶夫上校,是我喜欢的那个性格开朗的谢尔盖耶夫上校,因为他太恨拉斯普金,才倒了霉。”女病人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我正要开口说话,她突然咯咯地笑起来,她的笑声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那笑声有点沉闷,有点断断续续,但是,同过去的笑声一模一样……我再也坐不住了,我站了起来,抓住椅子靠背。

    “他是手插在口袋里的男人”,在我身边因发笑而颤抖的女人这样说,“我看见了——我的眼睛突然亮起来——我看见了安娜斯塔西娅的高兴而调皮的眼睛,她是全家的‘小祖宗’。她的眼睛很像亚历山大三世,当她咧嘴笑时,眼睛里总闪烁着火花。”

    “‘手插在口袋里的男人’……对了,对了,当时人们是给他起了这个外号。自然,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正是安娜斯塔西娅给他起的外号。因为当时前线的战士都容易感情冲动,而且直来直去,从不装模作样。他们在同大公女儿们讲话时,往往忘掉自己的身份,把手插在口袋里。”

    “这个外号使大公女儿们十分开心,因为她们每天所见的,全是军人的生硬姿势和宫廷侍从人员及群众的奴颜婢膝。虽然安娜斯塔西娅在叫外号时嬉皮笑脸,玛丽亚仍不准年幼的妹妹使用这一外号。不过,她在讲话时,不时漏嘴,继续使用这一外号。”

    “我突然认出她来,我对此深信无疑。”

    在此类案子即确定身份的案子中,只是列举各种人的证词是不够的,还应衡量一下每一份证词的分量。格列巴·布特金——继他之后还有其他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曾对皮埃尔·吉亚尔先生和夫人等人提出严重的指控,指责他们同安娜斯塔西娅的两位姑妈串通一气。但是,对于这一严重指控,他们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人们在此之前已经看到,发现安娜斯塔西娅的德文练习簿一事本来应彻底挫败皮埃尔·吉亚尔,结果也不了了之。因为这位家庭教师本人在他的那本著作里也谈到,安娜斯塔西娅曾向克莱因贝格学习过德文。反过来,吉亚尔先生也毫不客气地驳斥布特金的证词:

    “梅尔尼克·布特金女士很少到皇宫里来,她遇见大公女儿们的机会微乎其微。要证明这一点,只要读一读她于1921年(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出现之前)出版的回忆录就行了。在托博尔斯克,她与沙皇一家人完全隔离,同他们毫无接触。”

    吉亚尔先生还补充说:

    “我所说的梅尔尼克女士的情况,对她的哥哥格列巴·布特金更适用。他自诩为大公女儿们的‘牌友’。是他在美国创建“俄国阿纳斯塔西娅大公司”将安娜斯塔西娅之谜变成了‘商业手段’。公司的宗旨是收回沙皇可能存在英格兰银行的几十亿存款。人们现今已知道,这笔存款根本不存在。”

    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们伪造了几封皮埃尔·吉亚尔夫妇给拉特赫列芙夫人的信。这些信并未抱有敌意,甚至可以说十分友好。例如信中说:“她在柏林的情况如何?她守规矩吗?”或者是:“是那只讨厌的猫吉吉把东西全吃光了吗?”或者说:“请告诉她,没有一天我不想念她,没有一天不为她祝福。”或者是:“我们将尽力帮助你完成任务,因为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与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责任太重大了,所以不能采取其他作法。”事实上,这些信是一些好心人写的,他们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他们诚心诚意地希望安德森夫人真是安娜斯塔西娅。这些冒名信并没有击倒吉亚尔夫妇,相反,却证明他们是完全诚实的。此时,陌生女人周围的人却在从事一项奇特的工作。皮埃尔·吉亚尔对此为我们作了描述,“一开始,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所有寄给我的报告,我均将其中的错误改正过来。几个月后我发现——这是与我通信的柏林朋友告诉我的——人们在柏林城里散发女病人透露的所谓消息。这些消息发表时,不是按寄给我时原来的样子,而是根据我的批示而重新校阅和修改过了!”虽然上述人不守信用,吉亚尔夫妇仍自始至终想从拉特赫列芙夫人那里得到有关陌生女人的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或答复。这一任务十分艰巨。不能过分明显地表现出对拉特赫列芙夫人的不信任情绪,否则,她就会中断通信。1926年1月29日,拉特赫列芙夫人给皮埃尔·吉亚尔写道:“你们的信任使我感到吃惊,因为你们同时对女病人抱有很大戒心……你们为什么总是从否定的观点出发!”最后,4月23日,她又写道:“如果你们想向女病人表示致意,你们单独给她写信好了,因为你们的信只能引起怀疑与猜测。”他们之间的通信于1926年6月中断,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应该请专家们出面吗?1927年,指控一方拿出一件武器,这件武器后来发挥了巨大威力:洛桑警察局化验室主任比朔夫教授的鉴定。法医们认为,继指纹之后,耳朵是鉴定人的身份的最可靠手段。比朔夫教授对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和安德森夫人的耳朵的照片进行了对比之后,声称他鉴定的两名对象的耳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安娜斯塔西娅的耳朵是黑森族人的耳朵,即上耳边很小,而陌生女人则相反,上耳边下垂严重。比朔夫医生毫不犹豫地得出以下结论:“察伊科夫斯基夫人与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不可能是一个人。”

    在差不多50年中,这份鉴定对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们大为不利。对他们来说,这太令人讨厌了。陌生女人的支持者们终于抬出了德国教授雷歇的报告。雷歇教授声称,安娜斯塔西娅的耳朵与安德森夫人的耳朵不能再相像了。雷歇教授在汉堡法院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结论,但该法院没有接受他的结论。

    能否确定陌生女人的年龄?如果她真是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她应是1901年6月5日出生,到1920年5月30日,她大约19岁。因为她的外貌特征是这一天在达尔德夫医院记录下来的。然而,根据记录,她似乎是26岁到30岁之间。艾特尔医生指出,当她1926年6月25日进入奥伯斯特多夫疗养院时,“她看上去大于25岁”。

    1928年,侦探马廷·克诺普特应黑森家族的要求,进行一项调查:了解察伊科夫斯基夫人的真实祖籍。他首先设法了解1920年初在柏林有哪些女人失踪。他十分幸运,发现了一份由波兰女工弗兰齐卡·山岑科夫斯基填写的警察申报表,表上的字迹与察伊科夫斯基—安德森夫人的笔迹相似。1920年之前,这位女工曾两次被关进精神病院。人们很快发现,弗兰齐卡1920年正好住在柏林并于同年2月15日失踪。

    无独有偶,弗兰齐卡·山岑科夫斯基正好是在1922年夏天在温根德尔家中重新露面的,即陌生女人从达尔德夫精神病院离开后不久。当时,她好像被人追捕,所以要求人们为她更换衣服。

    令人吃惊之处在于,8月12日,陌生女人从克莱斯特男爵家中逃走,克莱斯特男爵当天就报告了警察。3天之后,人们在许曼施特拉斯街上找到了少妇。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普塞尔特小姐就住这条街的1号。而温根德尔一家人却是住在这条街的10号。

    温根德尔夫妇声称,1920年2月15日,弗兰齐卡失踪时,她“脚上穿了一双黑色高腰系带皮鞋,身穿黑呢裙”,肩上披着“大黑头巾”。她将自己的身份证件均留在收留她的人的家里了。根据1920年2月17日警察局填写的报告,当天晚上在边界运河中捞上了一位陌生女人。报告还说,陌生女人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穿了一条黑裙,戴了一条大黑头巾,脚穿一双高腰黑皮鞋。

    机智的马廷·克诺普特还要找到一个决定性的证据:找到山岑科夫斯基的家里人。克诺普特在东波美拉尼亚的许根多夫小村子里,找到了她的家里人。具体情况是:山岑科夫斯基寡妇即弗兰齐卡的母亲患有骨结核,她同儿子和另外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她们是格特露德和玛丽。将陌生女人的照片给她们看时,母亲和两个女儿齐声高叫她就是弗兰齐卡。她们证实,弗兰齐卡于1920年2月失踪。

    现将君士坦丁·萨维奇根据山岑科夫斯基母女和温根德尔夫人的声明而确认的具体事实重述如下:

    “一、弗兰齐卡在某次洗碗时,将手指头割了一道大口子,人们曾担心那根手指会因此变硬。恰好,医生也证明,陌生女人的左手中指偏向食指方向,有一道近2公分长的伤疤,这个老伤疤使那根手指僵硬。陌生女人说,这个伤疤是汽车门夹的,根据已经搜集的情况,并不是陌生女人所冒充的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的手指被汽车门压了,而是她的姐姐玛丽·尼古拉耶芙娜的手被汽车门挤压了。”

    “二、弗兰齐卡的脚却变形,这使她的脚经常疼痛。人们知道,医生也在陌生女人的脚上发现同样的问题。”

    “1916年,弗兰齐卡在通用电气公司下属的一家手榴弹工厂工作。8月29日,她在一次手榴弹爆炸事件中头部受轻伤。而陌生女人恰好在右耳后有一道表皮伤口。”

    “见证人还说明,山岑科夫斯基姑娘性情高傲,说话拖声拖气,表情不自然,爱说大话,自以为高人一等。在女病人的所有病历中,这些特点均记录在案。贝格教授和其他人认为,这种高人一等的表现恰好证明陌生女人出身高贵。但是,同沙皇的女儿们很熟的沙皇的侍卫官莫尔德维诺夫上校声明,陌生女人不是沙皇的女儿,主要原因是‘她太像大公女儿了’,她并没有沙皇女儿们的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有认识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的见证人都指出,她天生平易近人。”

    “调查还证明,山岑科夫斯基姑娘曾于1916年和1917年,先后在柏林——舍讷贝格和新鲁平两次住进精神病院而且被认为患了不治之症。她住进新鲁平精神病院时,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职业和年龄,拒绝提供笔迹式样。人们还记得,陌生女人一直是这样行动的。”

    “根据温根德尔母亲的证词,弗兰齐卡有时一连几个钟头在窗前发呆,不回答任何人的问题。陌生女人住在伊丽莎白医院时,病人记录上对她也有过同样的描写。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弗兰齐卡在柏林附近的腓特烈肯霍夫产业公司工作。她住进达尔德夫医院时,说自己是女工。”

    最后,让我们对几个日期进行一下比较。弗兰齐卡生于1896年11月16日,所以,1920年5月,她差不多有24岁。当时达尔德夫的医生们估计她在“26岁到30岁之间。”

    1920年5月,大公女儿只有19岁。

    现在,只剩下将陌生女人同失踪女人的好朋友罗莎·温根德尔进行对质了。这一工作在洛伊希滕贝格城堡进行。结果如何?君士坦丁·萨维奇断言,罗莎马上认出她的好朋友弗兰齐卡。察伊科夫斯基夫人情绪激动,高叫:

    “把她给我弄走!”

    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是陌生女人的支持者,也是这次对质的见证人。他认为,这次对质不能绝对说明问题。不过,罗莎·温根德尔在40年后仍坚持自己的说法。她还在汉堡法院上作证,说明她对自己的看法坚信不疑:安德森夫人就是她过去的好朋友弗兰齐卡·山岑科夫斯基。

    安德森夫人的支持者们总想抹杀罗莎·温根德尔证词的作用。他们就下列不可否认的事实大做文章:报纸在发表罗莎·温根德尔的证词后给了罗莎·温根德尔一笔酬金。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其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即在马廷,科诺普夫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罗莎·温根德尔居然——拿出了弗兰齐卡1922年8月出逃时留在温根德尔家中的“连衣裙,大衣,皮鞋,带有A·R字母的裤子,几顶帽子和一张有俄国沙皇一家人画像的明信片。”

    后来,将这些东西拿给曾收容陌生女人的克莱斯特男爵夫妇看,他们毫不迟疑地认出,“所有上述物品均属于陌生女人”。但是,一件白衬衣和一件粉红色胸衣除外。而那两件衣服恰恰是侦探故意混进其他衣物里去的。克莱斯特男爵补充说,那件大衣还是他本人去“以色列商店”买来送给陌生女人的。男爵夫人也说,“裤子上面的字母A·R——即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娃的缩写——是她绣上去的”。除非怀疑克莱斯特男爵的诚实正直——这未免太过份了,但也不排除安德森夫人的某些支持者会这样做——人们在这里似乎拥有一个能证实山岑科夫斯基-安德森夫人身份的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们还要补充说明,温根德尔夫妇在安德森夫人的衣橱里,又找到了他们当年送给弗兰齐卡女工的那些衣物。这至少证明他们的用意是善良的。

    还要说明一点,1961年5月15日汉堡法院对此案的判决书里也提到弗兰齐卡·山岑科夫斯基的一位妹妹与安德森夫人的血型一样。如果人们还记得,当时陌生女人能听懂俄语但不能讲俄语,那么,现在这一点可以得到解释了,因为大部分波兰人均是如此。

    安娜斯塔西娅案件就这样开始,这样结束了。也许读者已有自己的见解,也许,读者想知道我们的意见。

    毋庸置疑,如果人们衡量一下双方的论据,显然是反对一方占了上风。安娜斯塔西娅的亲朋好友,她的两位姑妈,她的家庭教师,她的女监护人,她母亲的仆人和陪伴女官,均不承认察伊科夫斯基夫人。俄国皇太后玛丽·菲奥多罗芙娜以及俄罗斯家族的17名大公与亲王签署了一份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明确表示:“那位名叫察伊科夫斯基夫人的女人不是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

    回过头来看,承认她的人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格列巴·布特金,梅尔尼克夫人,1914年从大公女儿窗下经过的一名医生,一位使用同尼古拉二世相同式样烟嘴的军官。

    当然,还有菲利克斯·达塞尔。他的证词是所有支持论据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可靠的,也是最能让人产生信念的。无论如何,菲利克斯·达塞尔的善良愿望是不应该受到怀疑的。

    安娜斯塔西娅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菲利克斯·达塞尔独自一人能够与大公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抗衡吗?他一个人能够完全否定有那么多的材料证实了的山岑科夫斯基的身份吗?

    我这里谨向读者说明一点,即在很长时间里,菲利克斯·达塞尔的证词对我来说一直是某种信念的绊脚石。我对安娜斯塔西娅事件的“探索”也正是从阅读达塞尔的证词开始的。在当时,这一证词曾使我信服过。在一次电视节目里,我甚至说过这一点。但是,对事件进行长时间的研究之后,我的信念完全改过来了。一切都说明那是骗局。但是,达塞尔的证词又怎么解释呢?

    我实在不明白。

    突然,1958年5月23日,一切迎刃而解。这一天,克莱斯特男爵夫人在汉堡法院出庭作证。她偶然谈到菲利克斯·达塞尔时说:

    “他去过我们家。他在我们家谈到了察尔科耶塞洛医院……那是察伊科夫斯基夫人去西昂的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家几年之前的事情。”

    真相大白了。如果在西昂会见之前好几年,达塞尔已经见过陌生女人的一些朋友,如果他向陌生女人的朋友们谈起过——看来这是肯定无疑的了——他对“手插在口袋里的男人”的回忆,这就同让陌生女人知道“野孩子”这一词的情况一样了。大公夫人奥尔加听说陌生女人声称,她的一位姑妈过去叫她“野孩子”时,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奥尔加确实就是这样称呼安娜斯塔西娅的。奥尔加急忙赶到柏林,但是一点也没有认出陌生女人,而这位陌生女人也一点没有认出她来。后来大家才知道,是奥尔加大公夫人的一位熟人布特金在好几午前,将此轶事告诉给收容陌生女人的那一家人的。于是陌生女人便将此“轶事”细心地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以便到时候作为证据抛出来。

    菲利克斯·达塞尔在认出陌生女人之前好几年,就曾去过收容陌生女人的人的家里。克莱斯特男爵夫人在透露这一点时,对安娜斯塔西娅的朋友们40年以年来所拼凑起来的脆弱的大厦,给予了致命的一击。

  • 世界历史17大谜“天玛丽号”帆船漂流记

    在汪洋大海之中,有一艘完好无损的帆船,它载着价值昂贵的货物,却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漂流。这便是海上最神奇的冒险故事之一的开端。

    公元1872年12月12日晚上,戴维·里德·穆尔豪斯船长指挥的英国双桅帆船“代格拉茨亚号”从纽约起航来到直布罗陀港抛锚。第二天,即12月13日上午,另一艘帆船也来到同一港停泊,它的船名在船体上清晰可辨:“天玛丽号”。

    那是一艘11年前建造的双桅横帆船,载重量为282吨,长约30米,有双层甲板,主横梁近8米,如果满载货物,吃水近3.5米。“天玛丽号”帆船由名叫奥利维尔·德沃的人指挥,他又名奥利。

    不过,“代格拉茨亚号”的穆尔豪斯和“天玛丽号”的德沃一起来到港口总指挥处,叙述了如下奇遇:

    11月11日,“代格拉茨亚号”满载鲸油与酒精离开了纽约港,驶向地中海。在航行的3周中,一切十分正常。1872年12月4日,“海面有浪,但仍可正常行驶”。当时,船的位置距葡萄牙海岸600海里,即位于从亚速群岛通向直布罗陀航线的北方。穆尔豪斯刚刚测定了方位:北纬38°20′,西经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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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三 天玛丽号帆船

    下午1时左右,“代格拉茨亚号”船上突然有人发现,在东北方向上有一艘帆船。使船长穆尔豪斯感到奇怪的是,人们所见的远方的船的“航线游移不定”。穆尔豪斯想到,“这肯定有点不对头”。他将船驶近陌生的帆船。当他驶到距离只有半海里时,穆尔豪斯用望远镜将甲板看得清清楚楚。他大吃一惊,舵柄与瞭望岗上均无人,也就是说,甲板上空无一人。

    二桅帆船的帆都降下来了,只用后桅支索帆与前桅支索帆航行。“代格拉茨亚号”靠近了,船上的人喊:“你们需要帮助吗?”

    无人回答。穆尔豪斯看见那艘船的后壳上用白字写着不同寻常的船名:“天玛丽号”。

    船停了下来。穆尔豪斯下令二副奥利·德沃带上两个人,放下一只小艇下到海里。小艇靠上了“天玛丽号”,3个人利用悬挂在船体上折断了的缆绳,登上了船。

    德沃和他手下的人越来越感到惊奇,原来已经知道甲板上无人。于是他们进到船舱里面。在船员舱里,也没有人;在厨房里,也没有人。在货舱里,他们发现了1700桶酒精和能至少维持6个月的食物。

    奥利·德沃以为自己是在做噩梦。这艘完好无损的船上的船员都上哪里去了?在“天玛丽号”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奇异的悲剧?

    德沃是一名勤快的水手,他开始仔细搜寻二桅帆船的每一个小角落。由于美国海洋历史学家汉森·W·鲍德温曾查阅过“代格拉茨亚号”大副写的报告,我们才得知,德沃“首先”进行的是对油泵进行检查。油泵“情况正常”。但他发现,货舱里有一米深的水。德沃同时发现,“前舱盖与货舱盖已经被揭开(货舱盖乱七八糟地推在甲板上,放在原来盖住的入口处的旁边);罗经柜也挪动了地方,罗经也打碎了;在二层舱,有大量积水,前舱水已灌满,水一直漫到舱口围板。”

    使德沃更感到惊讶的是,船尾宿舍的六面窗户“全部被帆布或木板封死了”。为了看清东西,大副只得撬开了一扇窗户。之后,他继续搜寻。没有任何混乱的迹象。但是,过些时候,他发现船尾宿舍里有“很深的水”。德沃作下记录:“水将大钟泡坏了。”然而,每件物品、家具、图表、书籍、衣服等,看上去仍在原地。

    德沃在大副办公室里,发现了航海日志,在船长室里,发现了值班黑板。在航海日志上,“有一行字,写着11月24日;在值班黑板上,记着11月25日写的另一行字”。

    另外一件物品也绝不是最不起眼的,那是一架类似簧风琴的木制“琴”,它安静地靠在一块舱板上。在“天玛丽号”上,谁还弹簧风琴?显而易见,在一艘载满酒精的双桅横帆帆船上,发现这种乐器,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德沃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搜寻。他在四处发现了一些钱币、首饰,其中有一枚金质奖章,一柄全是黄锈的旧剑,剑柄上刻有一个“萨瓦(1)十字”。

    相反,六分仪,船钟与航海书籍却不翼而飞。没有发现计程仪,“在船尾或其他地方”均没有找到它。我们想对那些不懂得航海的读者说明,计程仪是用来测量船的航行速度的。

    “四处散落的物品后来都清点登记在案:两顶女人帽子,一件短睡衣,一顶蚊帐,一个洋娃娃,一把扇子,二颗首饰别针,一条有衬架的女裙……”

    在船员专用的前舱,男人用的皮包,防水衣,皮靴甚至于烟斗,都原封未动。在绳子上还晒了几件内衣裤……

    淡水的储量相当丰富。盛水的桶虽然完好,但是,下面的垫木却挪动了位置,“好像是被一个大海浪冲乱了一样”。

    德沃的搜寻到此为止。这一切均证明,船员们是在突然的、无法解释的意外情况下,离开“天玛丽号”的。既然整个船体完好无损,为什么要撤离呢?

    在1914年—1918年大战以后,劳伦斯·基廷写过一本专门论述“天玛丽号”和它的秘密的著作,关于此书,我们下面将要谈到。书的作者声称,他曾在纽约、直布罗陀与利物浦进行过深入的调查,他发现还有更令人意外的情况,其中最令人感到惊异、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德沃和他手下的人很快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天玛丽号”的船员刚刚离开船不久。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研究了这一货真价实的幽灵船。他指出:“在厨房里,在仍然温热的铁锅里,正煮着一只鸡,在客厅,餐桌上的刀叉已摆好,桌上摆了好几盘菜、茶杯里斟了一半的茶水仍有余温;在贮藏室里,刚洗过的衣服还晾在绳子上。”

    未凉的茶,炖着的鸡,未晒干的衣服以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船员们,这一切太怪诞荒谬了!再说,“可能被用来撤退船员的两个小艇仍待在船员舱上的舱顶原处,缆绳系得很好。”

    当奥利·德沃回到“代格拉茨亚号”时,将上述情况报告给穆尔豪斯船长,这位船长觉得自己听到的是海蛇猖獗荷兰、人会飞等等水手们之间流传的古老传说。不过,总得面对现实。怎么办?当然要把“天玛丽号”拖到安全地方。虽然那艘船看上去完好无缺,但是它已完全被船员抛弃,所以,严格地说它已成为残骸。海事法规定,残骸属于或至少部分地属于将它拖到安全地方的人。

    “天玛丽号”上有1700桶酒精,这批货物价值36943美元,所以,穆尔豪斯对此毫不犹豫。他重新派德沃和另外两个人登上“天玛丽号”,将帆缆索具整理好,驶向直布罗陀。

    这一使命圆满地完成了,因为12月13日,穆尔豪斯和德沃同时向直布罗陀港口总指挥讲述了我们刚刚读过的怪事。

    “天玛丽号”之谜从此开始……

    穆尔豪斯的船到达目的地之后,马上提出索取残骸的要求。海军法庭根据规定进行调查。调查交给J·索利·弗勒德先生主持。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身兼多职和拥有众多的头衔:“御前海事委员会主席、女王派驻海军部检察长、直布罗陀检察长。”

    12月18日和20日,检察长索利·弗勒德长时间地询问了德沃和随他登上“天玛丽号”的水手们。23日,这位调查员登上神秘的帆船,陪同他前去的有一名负责查看船体水下部分的潜水员和一名航运督察。在后来几天里,人们又重新进行调查。调查越深入,就越令人失望。

    他们所发现的全部情况是,在刻有萨瓦十字的剑柄上,有一些可疑的印迹。索利·弗勒德估计那是血迹,尤其是因为在前桅同一高度上和在艉楼上,也发现同样颜色的印迹。此外,还发现“斧头砍凿的痕迹”。

    对印迹进行了化验,结果那只是铁锈斑点!

    不过,初步勘查的结果,发现船的前部有一处比较严重的“损伤”。曾经仔细研究过“天玛丽号”之谜的美国专家洛克哈特具体说明:“在船的残骸的两端,在水浮线上两三法尺的地方,在一船壳板的边缘,有一深10毫米、宽32毫米、长2米的裂口,而且是新的裂口……”

    海运督察约翰·奥斯汀也证明,这一裂口“不可能由恶劣天气造成,似乎是由利器冲撞所致”。

    索利·弗勒德检察长的结论是:那是有意的破坏。不过,也曾登上“天玛丽号”进行调查的美国少校沙费尔特认为,那是“海浪造成的裂痕”。这位沙费尔特还证实,船体“结实,完全可以航行”。约翰·奥斯汀和潜水员也作出了完全类似的结论。

    但是,这一切并未使调查人员距离揭开谜底更近。“天玛丽号”的船员为什么和怎样一个不剩地撤离这只“完全适宜航行”的帆船?如果船员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放弃帆船的话,那么,他们离开之后又为什么未留下任何痕迹?

    于是调查人员进一步认真研究航行日记。地图上的箭头已指到11月24日中午。但是,在黑板上,有几行草字,指明是第二天早晨8时。此时,亚速群岛的圣玛丽亚的东岸已经可以在西南偏南方向的6海里处看见。

    这样说来,10天后“代格拉茨亚号”发现“天玛丽号”时,它距前一位置已达500至720海里了。索利·弗勒德根据这一推断说,按此逻辑,“这只帆船自11月25日后,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连续航行了10天”。后来,其他的调查人员断言,“一只船在船上无人的情况下,航行这样远的距离,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可能性是极小的”。

    在此期间,船主兼船长温切斯特到达直布罗陀,他带来了很宝贵的消息。他告诉调查人员,他拥有“天玛丽号”的部分所有权,另一位船东则是船长布里格斯。后者年方38岁,他是人们所说的“典型的老牌船长”。

    温切斯特先生还说明,当“天玛丽号”在1872年11月4日从纽约港起航时,布里格斯船长带上了他的夫人萨拉和他的女儿索菲亚。布里格斯的大副是艾伯特·G·理查森,二副是安德鲁·吉林,船上有4名水手,他们分别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或德国人,即沃尔克·洛伦岑,鲍斯·洛伦岑——他们是两兄弟,阿里昂·哈本斯和戈特利布·古德沙德,再加上一名厨师。

    温切斯特船长还声明说,帆船上的一只小艇,原来放在前甲板上,在装货时,因索套折断而被压坏了,还没有来得及换上新艇就出发了。

    检察长索利·弗勒德向商会提出报告的时间到了。他得出的结论会是什么呢?他首先提醒说,当“代格拉茨亚号”在海上发现“天玛丽号”时,那只船“没有故障,很结实,完全符合航行规定而且船身很平稳;船上的给养丰富,也没有遇上坏天气;船上没有任何痕迹说明发生过火灾或出现过火灾与爆炸的威胁,也未发现任何可以使人了解弃船而走的原因的线索”。

    之后,他开始解谜:“我个人的假设是,船员们都喝醉了,他们酒性大发时,将布里格斯船长杀了,还将他的妻子、孩子和大副杀了;然后他们故意弄破船体前部,以使人相信他们碰到了礁石或另一艘船,这样就可以迷惑收容他们的船长,即使这位船长在一定距离时发现了“天玛丽号”,也会误认为它不值得去援救;这样,船员们在11月25日至12月5日之间,搭上去北美或去南方或去安的列斯群岛的某一艘船逃之夭夭……”

    索利·弗勒德检察长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美国人沙费尔特对此强烈反对:“我认为应排除火并的可能,因为在甲板上或在房间里,没有发现任何使用暴力的痕迹……”

    “我个人认为,船长和船员是在没有道理的虚惊之下弃船而逃的。或者因为船突然遇到风暴,进了许多水……这促使大家弃船逃走。”

    “我相信人们会再次谈起他们来的。如果船长仍然活着,他一定会对自己的轻率举动而感到后悔,如果今后没有任何人露面,我将认为他们全部在救生艇中丧生。那样一来,‘天玛丽号’被抛弃一案将成为很有意思的,但又是令人悲哀的航海之谜了……”

    确实如此,后来没有任何人重新露面。

    公元1873年3月14日,直布罗陀海事法庭作出判决:判给“代格拉茨亚号”船长及两名水手1700英镑,以奖励“他们进行的援救工作,这一笔款将从救出的财产中扣出”。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帆船与货物总价值的1/5。

    “天玛丽号”配备上新船员之后,又下海航行了,将它的谜也带走了。

    从此,它在航行中再未发生问题。公元1885年1月,它触在海地海面的罗谢尔礁石上。事实证明,船长G·C·帕克将船从温特罗普“径直驶向礁石上,因为那天顺风,所有的帆都张开了”。人们指责他犯了失职罪并将他逮捕。他未等到审判就死去了。至于“天玛丽号”,它只好“留在热带礁石上任凭海水冲刷了”。

    就在1885年这一年,波士顿的记者威廉·克莱恩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对于帆船上的船员的失踪感到蹊跷,发表了一部小说体报导,试图对此案进行解释。

    从那时起,每一位海洋问题专家似乎均以自己的名声作为担保,竭力去解开这个谜。一些人支持索利·弗勒德先生的论点,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一些人则去找德沃谈话。德沃表示:

    “依我个人意见,船员们是害怕了。从我在油泵附近找到的探浮器就可以看出来。船员们发现船里水已经很深了,害怕船下沉,就弃船而走。”

    到了公元1913年,谜还是未解开。伦敦的《浅滩杂志》出了一个很时髦的主意:请求好几名小说家,各人按自己的方式,解释“天玛丽号”船员失踪的原因。参加这一特殊竞赛的人有卡南·多伊尔,H·G·韦尔斯,莫利·罗伯茨等其他人。他们提供的“解释”至少证明,参赛者们的想象力是异常丰富的。这里选择了几篇,以飨读者,其中还增补了几项更为近期的“解决办法”:

    解释一:“天玛丽号”的厨师发疯了,将一种烈性毒药带到船上。他决定将船员一个一个地毒死。船长布里格斯在11月24日夜间第一个死去。因此,在航海日记上,从此再无其他记载。每当一个人死去,总是把尸体扔到海里。12月4日,加上发疯的厨师,船上只剩下3个活人。炉子上的鸡就是为他们炖的。这3个活人又洗了他们的3件衬衣,并且喝了茶。但是,厨师在茶里放了毒,厨师的两名同伴倒下去死了……厨师将他们扔到海里。他刚刚把尸体从船沿上扔下去,就发现了“代格拉茨亚号”,那船显然正开足马力朝“天玛丽号”驶来……此时,厨师突然清醒过来,才明白自己犯下多么大的罪。于是,他也跳到海里。当二副德沃登上船时,船上已经无人。三杯茶水还未凉,三件衬衣还未晒干,一只鸡还在炉子上没有炖熟。

    解释二:假设12月4日这一天,所有的船员都呆在“天玛丽号”的甲板上。只有船长布里格斯、他的妻子和女儿待在房间里。人们刚刚给他们端上了冒热气的茶水。突然从水中冒出一只巨型章鱼,即一只克拉肯章鱼。它的多只触腕从小帆船上一扫而过,男人们都被吸进怪物的嘴里去了。一刹那间,“天玛丽号”的甲板上就没有生命存在了。但是,布里格斯一家人听见了喊声与嘈杂声。3人一起冲出房间。他们刚在甲板上露面,也全被怪物弄走了。当二副德沃到达“天玛丽号”时,只剩3杯热茶,3件未晾干的衬衣和一只未炖熟的鸡。

    解释三,“代格拉茨亚号”遇见“天玛丽号”几小时之前,“天玛丽号”在大西洋平静地行驶。突然,船身剧烈地摇晃起来。每个人都奔向甲板。人们发现“天玛丽号”已经搁浅了。不难理解,大家此时惊恐万分。在汪洋大海之中,突然冒出来一座沙岛,而“天玛丽号”正好搁浅在这座沙岛上。沙岛不知不觉地上升,海水渐渐退了下去。一个小时之后,“天玛丽号”已经孤零零地停在结实的、完全无水的地上。龙骨插进沙地里,使船体暂时维持住平衡。从布里格斯船长到厨师,大家都目瞪口呆。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出了一个主意,说可以下船到沙地上去。所有的船员马上采纳他的建议。在船上只剩下布里格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因为他们正在喝茶,这是一条神圣的习惯。他们喝完第一杯茶后,布里格斯夫人给他们倒上第二杯。但是,他们被好奇心所驱使,也下到沙岛上,丢下了倒满茶水的杯子。当每个人都在沙滩上玩耍时,突然听见轰隆一声。沙岛自己滑了下去,几秒钟之后,就完全被海水淹没,可怜的船员们也被卷入海底。此时,“天玛丽号”又回到水中,在风浪的推动下,随意漂流。当“代格拉茨亚号”发现它时,当二副德沃登上船时,船上只剩下3杯热茶,3件晾起来的衬衣和一只炖着的鸡。

    注:这一解释被英国航海家、奥斯本船长1936年5月11日的奇异遭遇所证实。他在回忆录《帕特姑娘号船主》中叙述了此次遭遇:他正沿着法属西非洲海岸向南航行,目的地是达喀尔。“帕特姑娘号”的时速约14节。天黑了下来。奥斯本将航线从西朝西南偏了两度。当天完全黑下来时,他发现,在风力之下,船身已倾斜。10点钟,他扔下探浮器,水深8法尺。才8法尺?而船的吃水深度是10法尺!此时,奥斯本才发现,“帕特姑娘号”已经不动了,它搁浅了。不一会儿,所有的船员都来到甲板上。海水仍在往下退。30分钟后,“帕特姑娘号”完全露出水面,但并不是横躺在地面上,而是直挺挺地立在那里,就好像是在干船坞里一样!第二天早晨,奥斯本与他的水手们才看见,船停在一座沙岛中间,沙岛的圆周约有1.5公里,高出海面不到1米。所有的人都走到沙地上并在沙地度过了白天。晚上,好几名水手想在“地上”过夜,奥斯本反对这一主意。算他有福气。清晨3时,他醒了,发现船在移动,水深已达8法尺。20分钟后,“帕特姑娘号”船身下的水深已达14法尺。那座岛就像它出现时那样,又突然消失了。

    船长在书中表示,这一故事也可适用于“天玛丽号”。“这些出现后又消失的岛屿,当地的渔民对它们是很熟悉的,称它们为幽灵岛。一些科学家们认为,这些岛屿是由撒哈拉沙漠下面的二条地下巨河造成,它流到大西洋里60到100海里的地方。他们认为,地下河里的沙子慢慢堆积起来,逐渐将河道堵塞。当地下河的河水压力过于强大时,就将沙堆冲到海里,这样就形成了岛屿。但是,沙子一旦松散之后,岛也就消失了。

    解释四,悲剧发生的那一天,天气晴朗。在亚速群岛的海面上,海水很热。二副向船长布里格斯建议下海游泳。于是两人跳下海里。海面上一丝风也没有。二副与布里格斯围着船游水玩。所有的船员都来到右舷的舷墙观看。两人比谁游得快。这时,完全意外地刮起了一阵风,那是一阵可怕的狂风。“天玛丽号”一下子就被吹倒。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掉进海里。风刮得更猛了,帆船被吹远了,谁也无法爬上船。

    注:这一解释在当时据说是由一名水手提出的,这位水手是唯一生还的人。他在水中发现漂过来一个箱子,就紧紧抓住不放。第二天,一艘德国汽船将他救起。但是,这位水手好像是这一解释的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

    解释五,这一解释是由J·L·霍尼布鲁尔在《议会报》上发表的:布里格斯和他手下的人被礁岛上的海盗捕获。

    事情一直停留在这一步。但是,1929年,出版了一部作品,名叫《“天玛丽号”帆船——大西洋上最大谜的最终揭示》。作者是劳伦斯·J·基廷。

    此书轰动一时。这一次,基廷似乎进行了十分严格的调查。他查阅了官方文件,研究了“天玛丽号”被发现的海域的水流状况。他的信念坚定不移,布里格斯船长所记录的最后方位与“代格拉茨亚号”发现“天玛丽号”的地点相距500海里,双桅船是无法独自航行这么长的距离的。

    这么一来,在证人中,会不会有人作了伪证?是不是应该否定陈述的问题本身?基廷到了纽约,他在那里找到了租船人的儿子,见到了经纪人和海事代理商。他了解到的情况使他震惊不已,“代格拉茨亚号”船长穆尔豪斯与“天玛丽号”船长布里格斯不但早就认识,而且是好朋友!

    公元1872年9月,“天玛丽号”在纽约港停泊,“代格拉茨亚号”也在附近装货。基廷有把握认为,他已朝解开谜底前进了一大步。这之后不久,他又得知,在利物浦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名叫约翰·彭伯顿的老水手。当有人在他面前谈起“天玛丽号”时,他只是冷笑。而且,他时而暗示,他对此深知底细,但永远不会说出去。

    基廷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他叙述说,他立即去利物浦,到了彭伯顿家里。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消除了老头的疑心。当基廷将自己的发现讲给他听时,他明白,这位作家马上就会了解到真情,才决心吐露隐秘。

    现将劳伦斯·基廷所记录的水手的叙述要点转抄如下:

    约翰·彭伯顿是“天玛丽号”的唯一幸存者,他是船上的厨师。他证明,布里格斯与穆尔豪斯确实是好朋友。再说,在起锚之前,这两位将按同一航线去欧洲的船长,约好在亚速群岛的圣米歇尔会面。为了补充船员,穆尔豪斯将在自己名下注册的3个人“借给”布里格斯。

    航行最初阶段平安无事。然而大副强烈抗议布里格斯夫人弹簧风琴或微型钢琴的声音太响。他说,吵得他无法入睡。

    另外,水手们也不太服从命令。气氛叫人担心。11月24日,布里格斯在航海日记上写下了几行字(后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突然,一股特别强劲的西北风吹到船上,船马上歪倒。二副使劲一摆舵,又使船正了过来。狂风过去之后,人们发现,钢琴已把绳子挣断,将布里格斯夫人打翻在地。钢琴几次滚过可怜女人的身体,她在夜里死去……

    船长因过度悲伤而发了疯,闭门不出。大副试图劝慰他。他宣判钢琴死刑。于是人们将钢琴扔到海里。此时,布里格斯的神智越来越不清楚了,不停地咒骂钢琴……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上午,大家发现他不见了,他失踪了……从这时起,男人们开始酗酒,大家很快都喝得酩酊大醉。一名水手指控大副杀了布里格斯夫人,淹死了船长。于是众人大打出手。结果是那位水手被打死,他的尸体被人从船舷扔到海里。

    11月29日夜间,船在亚速群岛的圣玛丽靠岸。大副害怕法律追究,决定弃船逃跑,其他水手也跟着他走了。只有穆尔豪斯“借出”的3名水手决定留在“天玛丽号”上。厨师彭伯顿也决定留下来。其中一人对航海有丰富的经验,他也知道穆尔豪斯同布里格斯的约会。他同伙伴们商定去同“代格拉茨亚号”会合。

    12月4日,3个人上桌子吃饭,桌上有1只鸡、3杯茶,第四个人在掌舵。他突然叫喊说,看见一片白帆。大家同时来到甲板,那就是“代格拉茨亚号”。

    几小时之后,穆尔豪斯对“天玛丽号”上的悲剧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灵机一动,想出一条非常简单的妙计。要想获得奖赏,必须使双桅船成为残骸。穆尔豪斯调回3名借出的水手。这非常简单,因为他们3人从未从他的名册上除名,也从未在“天玛丽号”上注册。就剩下彭伯顿了。为什么不把他作为“代格拉茨亚号”上的乘客?厨师同意了全部条件。其间,“天玛丽号”上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彭伯顿不愿介入。

    奥利·德沃报告的说服力在于,除了主要因素即水手们的出现之外,一切全是真的。

    穆尔豪斯到达直布罗陀后,立即采取预防措施:让彭伯顿搭上驶往英国的第一艘船。到达伦敦之后,彭伯顿又急忙受雇到一艘去印度群岛的船上干活。

    这就是基廷搜集到的关键性情况。这样,秘密就不存在任何疑点了。当劳伦斯·基廷的书译成法文后,大部分海事专家都为“天玛丽号”的谜底终于被解开而感到庆幸。

    最近,我曾同一位消息特别灵通的航海作家勒内·儒昂交谈过。我对他表示,这样神秘的谜最终被解开,心里有点惋惜。没有比解开谜底更令人忧伤的事情了……

    “你从哪里得知谜已经解开?”勒内·儒昂先生问我。

    “嗯,是根据基廷的那本书……”

    儒昂先生惊叫起来:

    “基廷?那只是一本小说!”

    这回该我吃惊了:

    “小说?不可能!书中到处都是真实的科学推算……译本是帕约出版社出版的,属于丛书中的一本。大家都知道,这部丛书是一部很严肃的书。”

    “正因为如此!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的法国同事上当。基廷一直声明只是像卡南·多伊尔或者韦尔斯一样,通过想象进行创作。他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真实性,在书里弄满了图表、记录、数字与名称。不过,这一切全是他想象出来的。只用一个细节就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即‘天玛丽号’的厨师绝对不叫彭伯顿,而是叫E·W·黑德!”

    “那么说来,谜并没有解开?”

    “我们最多只停留在提出假设的阶段……”

    的确,应该将众多的作者所提供的“细节”全部推翻,因为他们为了“美化”这一秘密,反而使它更加模糊不清了。

    应该指出,基廷所编造的一切,例如穆尔豪斯向布里格斯借水手,海盗一般的船员(美国驻直布罗陀领事证明,“这些人是值得信任的,情况绝不是相反”);布里格斯夫人之死;判处钢琴死刑(这一簧风琴目前成为布里格斯儿子所继承的财产);布里格斯之死;船上斗殴和一名水手之死,部分船员弃船而走;穆尔豪斯船长的阴谋诡计等等,这一切全是凭空臆造的。

    不过,其他一些细节似乎也是虚构的,如放在架子上的两只小艇(某些人指出,它们的龙骨是用油漆糊死的)。直布罗陀的报告指出,当德沃登上“天玛丽号”时,船上已经没有小艇了。同样,在当事人的叙述里,特别是在德沃的报告里,并未看见众所周知的几杯热茶和一只炖鸡的踪影。汉森·W·鲍德温先生写道:“今天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的神话,即当‘代格拉茨亚号’的人登上船时,热乎乎的吃剩的饭菜还摆在房间的桌子上。这是谬论流传最大的错误之一。”

    相反,某些重要情况却被人遗忘了,如前边我们说过的,“前舱盖与货舱盖已被揭开(货舱盖乱七八糟地堆在甲板上,放在原来盖住的入口处的旁边);罗经柜也挪动了地方;罗经也打碎了。”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应该从人为的错误的乱麻中分离出来的情况,是穆尔豪斯与布里格斯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一点上,基廷并没有胡编。还是让我们听听汉森·W·鲍德温是怎么说的:“布里格斯与穆尔豪斯是老朋友,他们在世界上许多港口相遇过。穆尔豪斯是他的那条船的股东之一,有时带夫人上船。两人的夫人也是好朋友。”

    在此情况下,是否应该选择上述解释中的一种?肯定不行。1905年去世的穆尔豪斯船长,他的儿子哈里和布里格斯的侄子科布医生都坚持认为,“天玛丽号”是在慌乱之中被遗弃的,“很可能是担心货舱里的酒精爆炸”;穆尔豪斯和科布医生两人认为,那些登上救生艇的人,肯定都葬身鱼腹了。

    科布医生1940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介绍了布里格斯一家的生活状况,书名为《玫瑰村舍》。他在书中阐述了他对事情经过的看法。他的解释完全以具体事实为根据,因此将其转抄如下:

    “多年以来,我一直责备船长没有找到一种能作为拖缆和能将小艇固定在船上的缆索。目前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虽然事情十分明显,但是,没有一个人明白,当时是用吊索作为代用品的。证词说,当时并没有注意缆桩或栏杆的拖缆,这说明,问题的这一方面曾被人研究过,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但是,当德沃先生想升起大帆时,他找不到吊索。一位水手说:‘吊索已经失踪。’另一位水手说:‘吊索断了,也不见了。’如果说断了,总会剩下一段的。令人奇怪的是,德沃先生,穆尔豪斯船长以及任何一名水手都没有明白,吊索已经被当作拖缆使用了。”我的解释如下:

    “公元1872年11月24日下午,布里格斯船长担心船上装的酒精爆炸,将他的夫人和女儿送到救生艇上。陪同前去的有理查逊先生和一名照顾他们的水手。另一名水手负责使救生艇同船体保持距离。吉林先生(二副)和第三名水手卸下吊索作为拖缆使用,第四名水手大概负责掌舵。”

    “船长下到舱里去取船钟,六分仪和船上文件。厨师搜集了一些食品放到救生艇上。他肯定将做好能吃的食品都拿走了,因为人们在‘天玛丽号’上没有发现做好了的食品。此时,发生了一起小爆炸,使货舱的盖子揭开并滚到甲板上。船员们赶紧撤走。掌舵的人试图取下罗经柜上的罗经,可能是船长叫他取下来的。结果,罗经柜给挪动了地方,罗经也给打碎了。”

    “在此期间,船的右舷机械部分因刮南风而出现故障,第二层帆与前桅帆被挡住了,所以船几乎不能动弹。也许风力不算大,大帆退了下来,因此,吊索就空出来可以当拖缆使用了。也许,吊索被救生艇的凸隆部分撞了一下。人们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大船。”

    “我认为,就在这个时候,北方刮来一股风,船帆胀满,使船体向东方移动。于是拖缆被拉紧了,因为它被拴在装得满满的一动也不动的救生艇的另一端。吊索是从斜桁上被固定的上方拉过船壁上被揭掉木板的地方(揭掉木板是为了让救生艇下水方便)。这样,吊索通过某一个尖棱时就形成了一个锐角,也许就这样被割断了,结果使小艇一下漂流出去约有120米。”

    “即使风力不大,但是胀帆的大船一定比划桨的小艇走得更快。穆尔豪斯船长说:‘他们在小艇上肯定像疯子一样划桨’。如果当初索利·弗勒德先生问那个曾经说吊索已经断了而且也失踪了的水手:‘吊索跑到哪里去了?剩下的部分有多长?’那么,他一定会得到一项至关重要的资料,这项资料将会使研究中产生的疑点全部消失。”

    “多少年来,没有任何人谈起吊索被当成拖缆使用这一明显事实,这实在是咄咄怪事。”

    “我并不奢望我的理论解开了所有的谜。但是,我坚持认为,所有上述论点均以眼见的事实为根据。两截3至5米长的绳子本来应该成为解开整个谜的关键。”

    难道这就是“天玛丽号”之谜的真相?说句老实话,这也只能是一种假设。

    我似乎觉得,这个假设没有考虑到事件的最令人吃惊的一个方面,即穆尔豪斯与布里格斯之间的友情。在茫茫大西洋上,恰恰是“代格拉茨亚号”发现了被抛弃的“天玛丽号”,这实在是太叫人感到古怪了。

    确实,索利·弗勒德检察长对德沃是否老实早有怀疑。1931年,哈罗德·T·威尔金斯先生在《展望季刊》上,又重新提到了上述怀疑。汉森·W·鲍德温一劳永逸地排除了这些怀疑。他不能相信,穆尔豪斯和他手下的人,为了领取救援奖金,会杀死布里格斯及其手下人,也不相信穆尔豪斯与布里格斯两人共同策划了这一事件;因为“两人之间友情深厚,大家对他们的过去也十分了解,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奖金又少得可怜。所以,上述解决办法,说得轻一点,至少是经不起推敲的。要说德沃犯下隐瞒或撒谎罪,也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谜依然存在。有10个人上了“天玛丽号”,这10个人又统统失踪了。也许,人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遭遇了什么事情……

    【注释】

    (1)萨瓦,法国东南部省份。